本書是愛德華·W.薩義德繼《東方學》之後較重要同時也是較復雜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說來做比喻,說假如《東方學》是薩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麼《文化與帝國主義》就是他的《撒旦的詩篇》。與《東方學》基本上不處理文學文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問題意識建立在這樣一個更深入的追問上的:“小說寫作和抒情詩……是怎樣參與東方主義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國主義世界觀的構造的?”由此生發的對“小說與帝國”關繫的討論,不僅像伊恩·馬丁在《小說的興起》那樣把現代小說的興起和現代資本主義相聯繫,重構了“現代歐洲小說誕生”的帝國主義擴張的語境,而且極富爭議地把他對西方文化與帝國主義共謀關繫的分析擴展到小說的形式和風格層面,認為歐洲小說在其發生學的意義上彙集了兩種的質素:一方面是構成小說的敘述樣式,另一方面則是傾向於帝國主義的復雜的思想構造。也許我們未必接近接受薩伊德的觀點,但他據此觀點對簡·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