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書五經”的地位高。“四書五經”是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很好傳統文化”的核心載體，承載著中華民族的靈魂，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在世界文化史、思想目前占有極高的歷史地位。主席也在多次講話中提及“四書五經”中的內容，如《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詩經》中反映農夫艱辛勞作的《七月》、反映士兵征戰生活的《采薇》、反映青年愛情生活的《關雎》”等。 二、“四書五經”的影響力大。“四書五經”不僅是明清時代科舉取士的指定書目，在古代思想史和文化目前等

●《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書。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所記錄整理。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論語》是儒家最主要的經典，體現了儒家創始人孔子的重要思想——仁，這一思想貫穿到他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的主張，所謂“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語言精煉，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大學》傳說是由孔子的弟子曾參整理而成。揭示了為學的內容和順序，明確提出“三綱領”，即“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又有“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三綱八條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倫理道德的核心，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庸》一般認為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著，《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中庸》提倡自我教育，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自我監督，君子慎其獨也，自我完善，“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是一種很難達到的理想人格和道德境界，可以說後來的宋明理學之所以能達到哲學高峰，與《中庸》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與孔子合成孔孟。他們的學說被稱為“孔孟之道”。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效仿孔子帶領學生周遊列國，但其政治主張也不被重用，於是退隱與學生一起著書立說。《孟子》一書的主題即“講道德，說仁義”。大義凜然，文思敏捷，善於辯論。他還提出了驚世駭俗的“民貴君輕”的概念，主張“性善論”。孟子強調修身養性，講求修心，善於“養浩然之氣”，這是他和孔子的不同，為後世無數儒生所繼承和傳揚。《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詩歌的生命起點。《詩經》是經過很多人長時間的收集整理加工而成書，非一人一時之功。它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詩歌305 首（另有6篇隻存篇名而無詩文的“笙詩”不包括在內）。《詩經》最初隻稱為《詩》或“詩三百”，到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纔稱《詩經》。這些詩當初都是配樂而歌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相結合的形式，但在長期流傳中，樂譜和舞蹈失傳，就隻剩下了詩歌。《詩經》是按《風》 《雅》 《頌》三類編排的。《風》大多為周代各地的民間歌謠，反映了民風民俗和現實生活，是三百篇中最富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的篇章。《雅》是周人所謂的正聲雅樂，大部分是貴族宴享時的樂歌，也有一部分是民間歌謠。《頌》是朝廷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詩經》的藝術手法，可用“賦”“比”“興”三字來概括。《詩經》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目前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描寫現實、反映現實的寫作手法，開創了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它“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審美原則和精神風貌。《尚書》被認為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它是上古歷史文獻資料的彙編。戰國時總稱為《書》，漢人改稱《尚書》，意即“上古帝王之書”。《尚書》記載了虞、夏、商、周四代上自原始社會末期的唐堯，下至春秋時的秦穆公約1500多年的歷史。現存的資料可分為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號令和君臣對話，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今文尚書》比較突出的思想是“敬天保民”，《古文尚書》的精要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中周書的《大誥》《康誥》《酒誥》等誥辭和《殷書》的《盤庚》三篇由於歷史久遠，艱澀難讀，被韓愈謂之“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進學解》）。但古奧質樸正是《尚書》的語言特色，可稱為我國最早的散文總集，而《詩經》是我國最早的韻文總集，所謂“飽讀詩書”的“詩書”最初便分別指《詩經》和《尚書》。《禮記》是關於“禮經”的“記”，即對“經”的詮釋講解，是禮學家對禮經的解釋以及他們所采擇的各種意見的輯錄。傳世的《禮記》，有《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之分。《大戴禮記》，相傳是由西漢時期的禮學家戴德編纂；《小戴禮記》,相傳是由西漢禮學家戴德之從兄子戴聖編纂。我們的《禮記》是指《小戴禮記》，共四十九篇，是一部以儒家禮論為主的論文彙編，包含著古代豐富的文物典章制度、禮節儀式、行為規範及相關義理。《禮記》可以看到儒家修身、教育、治國的種種思想，比如禮運中描繪的美好理想藍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中有許多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的閃亮思想，讀之可以鋻古知今，為現代人提供安身立命的處世之道。《周易》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由“經”、“傳”兩部分組成，是一部特殊的哲學專著。“經”稱《易經》，包括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卦像、卦辭、爻辭，是《周易》的主體；“傳”由《彖》《像》《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共七種十篇構成，稱“十翼”，意指“傳”是附屬於“經”的羽翼，用來闡釋“經”的內容。《周易》的基本概念是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用陰陽對立統一的觀點來解釋世間萬物的生存邏輯與發展變化，反映了我們的祖先探索和認識世界的方法和智慧。“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概括說：“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春秋左傳》在“《春秋》三傳”中極有影響力。記載了從年（前722）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4年的歷史，是我國現存極早的編年體史書。《左傳》在《春秋》大事綱要的記史方法基礎上，代之以繫統靈活的史書編纂方式，既記春秋史實，又包含了大量古代典章史料，是了解我國先秦文化的重要典籍。其中“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的“一字之褒貶”的春秋筆法，使《春秋左傳》蘊含著史學和文學上的無限魅力。

“四書五經”，是中國儒家經典“四書”和“五經”的合稱。“四書”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五經”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左傳》。 “四書”之名始於南宋。在“四書”中，《論語》《孟子》原自有書，而《大學》《中庸》本是《禮記》中的兩篇，南宋有名理學家朱熹搶先發售將《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編在一起，並為其作集注。因為它們出自儒家早期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參、子思、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簡稱“四書”。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代開始，《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各級學校的教科書，成為科舉取士的指定書目，在古代思想史和文化目前的地位不言而喻。“五經”之名始於漢武帝時期。儒家本有“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樂經》到西漢時失傳。漢五年(前136)設五經博士，“五經”之名搶先發售出現。唐太宗時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