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三十年以前，我剛入復旦中文繫讀書的時候，章培恆先生出版了他的靠前部著作《洪昇年譜》，受到學界高度好評。直至今天，我在百度上搜索書名，還會跳出這樣的評價：“該書不僅搶先發售全面細致地臚列了譜主的家世背景、個人遭際、思想著述、親友關繫等，還就洪氏‘家難’、洪昇對清廷的態度以及演《長生殿》之禍等諸多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一繫列獨到見解，將洪昇生平及其劇作研究推進了一大步。”編制年譜，功在三個方面：一是詳細考訂譜主家世背景、個人遭際、思想著述、親友關繫等史料；二是對於譜主經歷的歷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對其人其書的整體研究的推進。那時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年譜編撰是很花時間很喫功夫，同時也是擁有有學術價值的一種治學方法。研究者在學術上的真知灼見被不動聲色地編織在資料的選擇和鋪陳中，而不像那些流行的學術明星，憑著膽子大就可以胡說八道。後來章先生指導研究生研究古代文學，也是先從研究作家著手，而研究作家先要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