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傳統“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解體，新型的社會結構開始重組，出現了新型的人際關繫。較之傳統社會，勞資關繫是這一轉型時期新型人際關繫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轉型期社會結構的穩定與非穩定的砝碼。民國以來的社會轉型期，恰是政治革命狂飆猛進的時期。各種政治派別毫無例外地將工人作為基本的政治力量，將處理勞資關繫作為破解社會變局、建構理想社會、重組社會結構的首要工作。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中國的勞資問題已經成為世界勞動問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工業革命及相伴的世界市場，促進各國工人的自覺與團結，迫使工人以國際聯盟的集團力量對抗資本家集團，謀求建立工人階級的民主政權。
中國勞資雙方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滋長並改變著社會結構；而“鬥爭”性與“和平”性兩種破解勞資衝突的方案，都對中國勞資的未來，以及中國的未來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