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譯者新序：我的“中世紀”之旅
近代文學批評家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的名著《模擬》（Mimesis）卷首引17世紀英國詩人馬維爾（Andrew Marvell）的詩句：“要是我們有足夠的世界與時間……”他的另一部中世紀研究名著《但丁：世俗世界的詩人》（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的卷首引語是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名言：“人的性格（ethos）是他的命運（daimon）。”我就借用這兩句作為序言的引子。
奧爾巴哈借“性格即命運”來論證歐洲文學呈現或表征現實（特別是表征個人）的命題：希臘詩人如荷馬創造的人物都顯得渾然一體，因其身體和精神能統一為獨立的個體。他稱這種文學對現實的表征為模擬，與後來的現實主義大不相同。如果我們撇開它的希臘宗教原意，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理解，命運（如天資、家庭、師友等，以及機緣際遇）對人生之旅的影響遠遠超過性格（包括個性、人格），兩者並不等同。不過，性格有時的確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我想從性格（或個性）與命運的角度來介紹我的“中世紀”之旅，說明本書的緣起與形成過程，同時也解釋為什麼我以“奧丁求符”開始，而以“我為奧丁”結束本書的論述部分。
我的旅程開始於一樁意外的幸運之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以下簡稱“哥大”）的英語與比較文學繫給了我四年全額獎學金，因為我有意攻讀中世紀文學。為什麼選中世紀時期呢？因為在中國臺灣東海大學選過英語中世紀文學的課，踫到一個上課時總是穿件綠色夾克的英國老師，隻記得他叫菲爾丁先生，我們稱他為“綠衣騎士”，因為他教我們讀過一首很有趣的英文詩《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使我對中世紀文學留下了深刻的印像。當時我心想，如有機會，一定要讀其原文，多多學習這個時期的文學。同時，天真無知的我還認為這是中國知識界研究薄弱的領域，有待學者耕耘。當時人們對從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到文藝復興時期之間約一千年的歐洲歷史文化所知極其有限，一般學者以為那是個黑暗時代而不感興趣，或者因為研究要求過高而知難而退。如今有幸到國外讀研，我把握機會，除了滿足個人的求知欲，也希望將來可以彌補這塊知識界的空白。前一個目標純屬個人的興趣，後一個目標的情況比較復雜，能否實現，全憑機緣巧合——本書的完成和出版並非偶然或必然之事。
我的“中世紀”之旅開始於紐約。讀研真是件賞心樂事，除了受到中世紀研究的基本訓練，還能據原文博覽群書，不斷發現有趣的作者和作品。而的發現是，中世紀不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過渡時期，而是一個新開始。“中世紀”的拉丁詞（medium aevum）與作為歷史分段的名稱都首次出現於17世紀，從此變成西方史學界的標準用詞，5—14世紀這約一千年的歷史。其實它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者如彼特拉克（Petrarch）、布魯尼（Leonardo Bruni）和比翁多（Flavio Biondo）的發明，以之建立一個古代—中世紀—現代的歷史分期模式，其中，中世紀變成一個黑暗時代，一個從古典到文藝復興的過渡期。這個模式一直到20世紀還被廣泛使用，甚至應用到中國歷史分期。可是，更多的學者已意識到它的缺點，認為不適於用它來涵蓋這約一千年的史段。因為從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來看，這個時代都是個新生事物出現的時代。
如帝國被新興後繼王國替代，後者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前身；貴族階層和封建社會開始建立；基督教獨尊和教皇機制開始擴張；各種地方文化蓬勃發展，在拉丁文化的壟斷下發展各自的方言文學，奠定了現代歐洲文化的基礎。因此，使用“中世紀”一詞指代這段時期弊多於利，成為考察這約一千年史實的障礙。我在序文題目裡把它放在引號裡，表示對它的保留態度。但是，這個詞已成習慣用語，在本書中也隻好隨俗。關於中世紀的問題，我會在章進一步討論。
我感興趣的題目就是歐洲詩歌的新開始——所有現代歐洲語言和文學的起點。而出現時間早，對後世影響長遠的是羅曼語繫（Romance languages）文學。中世紀文學的精華所在，不是以前我們所熟悉的晚期（14世紀）著名詩人如但丁與喬叟的詩歌，而是還要早兩個世紀的歐洲詩歌燦爛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與古法語敘事詩。在哥大，我有幸得到名師指導，尤其是漢寧（Robert Hanning）教授和費蘭特（Joan Ferrante）教授在這方面都給了我寶貴的指點。漢寧除了帶我深入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還引領我進入古法語羅曼史和認識到所謂“12世紀的文藝復興”的重要性。費蘭特教我普羅旺斯語（現在通稱為噢西坦語）與詩歌，教我讀但丁，可以說是本書的“教母”。此外，傑克遜（W. T. H. Jackson）教授也指導我讀中古高地德語文學、中古拉丁文學和閱讀抄本必需的古文書學。其間，幸運的是我選讀了賽義德（Edward Said）教授的文學理論與批評課。這讓我終身受用無窮，因為賽義德給我（一個非西方人和非基督徒）在一度被西方基督教觀點壟斷的中世紀文學研究迷宮裡指出了一條
“世俗批評”的出路。我後來在北大教文學理論與批評，也要完全歸功於他多年的栽培。
可是，讀研很快呈現出一些知識與人生選擇的基本問題。在學術分工越來越細的時代，學者的視界變得越來越窄，因為他必須在一個特定的題目上或範圍裡（特定的作者、作品、時期等）做專家。對一個興趣寬廣的學生而言，這是很難以接受的限制。尤其是對一個偏愛讀文學作品，不願意把人生有限的寶貴時間花在閱讀無窮無盡的學術專著上的年輕人，進入學界的代價就顯得太高了。取得博士學位前後的教學經驗證實，我不喜歡教書和改作業，進入學界不符合我繼續研讀中世紀文學的初衷。因此，我後來離開了學界，主掌家政，同時做個獨立學人。
我天性愛自由，以讀書為樂事。身處學界之外的好處很多，其中主要的是不必撰寫或出版學術文章和專著。由於我興趣廣泛，讀書的時間都嫌不夠，哪有空閑寫文章發表。尤其是在初學期間，我從不覺得對任何作者或作品有過人的見解，很少有寫心得與人分享的衝動，幾乎把全部時間花在閱讀文學作品上，隻有遇到疑難之處纔查閱與其相關的研究專著。因此，從來不敢以專家自居，多自稱為文學生（a student of literature），以做書獃子自傲。我讀書做筆記並不勤快，從來不為著書而讀書。後來寫點書評論文，也是為朋友辦學術期刊（鄭培凱先生的《九州學刊》）捧場而作。
當然，任何研究都不能脫離學界，尤其是少不了資料充足的圖書館。何況，上圖書館是人生至高享受，在其中猶如身處仙境。我知道一旦身離學界，就不容易使用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尤其是原始材料如手抄本更是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我盡量延遲畢業，除了閱讀相關研究資料，還把自己未來需要的基本典籍復印下來，作為後來獨立研究的“本錢”。雖然這些材料並不夠用來著書，卻滿足了我研讀的基本需要。命運的安排又讓我的兩處住所都有充分的圖書館資源，因此，雖然遇到不少困難，我仍然能夠獨立研究。
既然有了“歐洲詩歌的新開始”這個題目，我的自由容許我悠閑地瀏覽在研究院正式學過的東西以外的領域，取得對中世紀文學比較全面的認識。除了中古拉丁文學、羅曼語繫和日耳曼語繫的文學之外，我還廣泛涉獵中世紀的凱爾特語繫（威爾士與愛爾蘭）文學、阿拉伯文學、波斯文學和拜占庭文學，打算將來寫出一繫列的文章，全面介紹歐洲中世紀文學。除了閱讀和做筆記，為了準確地理解原文，我把重點作品逐字逐句地翻譯出來，尤其是歐洲新興的方言詩歌：噢西坦抒情詩和古法語敘事詩《羅蘭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克雷蒂安·德·特魯瓦（Chrétien de Troyes）的五部羅曼史、瑪麗·德·法蘭西（Marie de France）的短篇故事詩（lais）等都有譯稿。不過，這些隻是用來做語文訓練的，不是可以發表的翻譯著作。這樣，我沉醉於中世紀文學的浩瀚典籍裡，完全沒留意到奧爾巴哈引的馬維爾詩句——“要是我們有足夠的世界和時間”所提示的歲月不饒人的緊迫性，隻覺得該學的東西無邊無際，能學到多少就學多少。我有足夠的世界有待探索，足夠的時間盡情享受讀書之樂。
我雖然不在學界，但是有幸結識了許多學界的書友，都是通過讀書認識的朋友、同好，這些書友組成了我的另類“學界”。大學就認識的程一凡先生，當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專治中國歷史，但對西方歷史文化也很熟悉，我們經常交流讀書心得。溫文爾雅的吳千之先生從北外來哥大英語與比較文學繫攻讀英國浪漫時期文學，比我晚到幾年，成為我的繫友和書友。後來郝田虎先生也到哥大英語繫攻讀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和我成為知心繫友和書友。我還有幸在哥大遇見來自復旦的程雨民先生，他是語言學家，翻譯過一些英語和俄語名著。後來，他邀請我去復旦做過演講。此外，我還有些在紐約認識的外地書友。學貫中西而專治西方哲學的李幼蒸先生，翻譯了多部重要的西方經典著作，寫了許多討論西方現代哲學的專著。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愛好，我從他那裡學到如何給中國讀者介紹西方文化。我和周蕾女士結識的經過更是值得紀念：我偶爾讀到她的一篇文章，覺得氣味相投，遂冒昧給她去信，她很快回信，從此成為志同道合的書友。她專治現代批評理論，一出書就送我一本，我拜讀過她的大部分早期著作。我的書友大部分在紐約，後來還成立了讀書會，每月聚會一次，討論一本共同挑選的書。除我之外，成員個個都是學術領域裡的佼佼者：數理邏輯哲學家王浩先生、文學家高友工先生、史學家和作家鄭培凱先生、在哥大讀研的哲學家吳瑞媛女士和謝世民先生。我記得有一次由我主持討論《玫瑰傳奇》，那是枯燥的一場讀書會，我無法說明為什麼它是中世紀的暢銷書，首次體會到把西方中世紀文學介紹給漢語讀者的困難。
在紐約住過二十年後，我遷居普林斯頓，至今又是二十幾年。這個大學小城有一所的高等學府——普林斯頓大學和一個的學術機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真是個聖賢滿街、群英聚會的地方。我有幸和許多著名的人文學者和科學家，如納什（John Nash）和威騰（Edward Witten），結識來往。有位當地的德語翻譯家——也是我的好友——菲莉煦（Shelley Frisch）女士，譯過多部關於尼采、卡夫卡和愛因斯坦的書，得過翻譯大獎。我有幸向她請教，花了兩個下午，和她逐字逐句解析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關於翻譯家的那篇經典文章。我也有機會遇見從外地來訪的學者。與廖炳惠先生結識，更是直接跟我後來出書相關。他是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專家，喜歡西方古典音樂，同樣推崇我的老師賽義德（後者很欣
賞他寫的一篇與音樂有關的文章）。我們常常一起去讀書會，逛書店，成為知己的朋友。他總是敦促我寫點讀書心得，後來也全靠他的奔波接洽，出書的事纔得以實現。近幾年我還和生物學家兼作家徐祁蓮女士結識，常常拜讀她的有科學眼光的優雅散文小品，與她交流讀書心得。通過與這些書友的交往，我得到他們持續的鼓勵，讓我更踏實地走我的中世紀路子。
能夠交上這麼多書友是我的福氣，尤其是他們贈送的書裝滿了幾個籮筐，給了我極大的鼓舞和挑戰。我收到了這麼多禮物，拿什麼回饋呢？回饋書友成為我寫書的主要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