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譯林出版社要出版我的譯文全集,我十分感謝。這本《譯文集》的編選工作,我請我的二女婿陳恕來做。
一九二三年我在美國念研究生的時候,我碩士論文的題目是《李易安女士詞的翻譯和編輯》,論文中李易安(李清照)的二十五首詞就是我早的中譯英習作。我從英文譯成中文的本著作是紀伯倫的詩集《先知》(The Prophet, 1923)。這本書是我在一九二七年鼕在一位美國朋友處讀到的,那滿含著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詞,給了我深刻的印像。後來我又把它重讀了一遍,覺得實在有翻譯價值,於是我著手翻譯了。這本譯著從一九三○年四月十八日起,陸續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上連載,後來因副刊半途停辦而中斷。該書於一九三一年九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我翻譯的紀伯倫的另一部詩集是《沙與沫》(Sand and Foam, 1926),部分譯文先刊載在一九六一年一月號《世界文學》上,一九八二年七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將我以前譯的《先知》和《沙與沫》合集出版。一九五○年我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還翻譯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吉檀迦利:獻歌》(Jitanjali: Song of Offerings, 1912)和《園丁集》(The Gardener, 1913)。這些著作都是作者用英文寫的,而不是經過別人翻譯成英語的,這樣我纔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從而譯起來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負責,我從來不敢重譯。我翻譯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歡的,我喜歡泰戈爾的散文詩集《吉檀迦利》,這本詩和《先知》有異曲同工之妙,充滿了詩情畫意。泰戈爾的《飛鳥集》對我早期的詩歌創作就產生過影響。除了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外,我還翻譯了一些其他的詩文,也有是重譯的,那是給我的任務。我隻好從英文中譯過來,但我也盡了努力。譯林出版社要出版我的譯文全集,我十分感謝。這本《譯文集》的編選工作,我請我的二女婿陳恕來做。
一九二三年我在美國念研究生的時候,我碩士論文的題目是《李易安女士詞的翻譯和編輯》,論文中李易安(李清照)的二十五首詞就是我早的中譯英習作。我從英文譯成中文的本著作是紀伯倫的詩集《先知》(The Prophet, 1923)。這本書是我在一九二七年鼕在一位美國朋友處讀到的,那滿含著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詞,給了我深刻的印像。後來我又把它重讀了一遍,覺得實在有翻譯價值,於是我著手翻譯了。這本譯著從一九三○年四月十八日起,陸續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上連載,後來因副刊半途停辦而中斷。該書於一九三一年九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我翻譯的紀伯倫的另一部詩集是《沙與沫》(Sand and Foam, 1926),部分譯文先刊載在一九六一年一月號《世界文學》上,一九八二年七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將我以前譯的《先知》和《沙與沫》合集出版。一九五○年我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還翻譯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吉檀迦利:獻歌》(Jitanjali: Song of Offerings, 1912)和《園丁集》(The Gardener, 1913)。這些著作都是作者用英文寫的,而不是經過別人翻譯成英語的,這樣我纔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從而譯起來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負責,我從來不敢重譯。我翻譯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歡的,我喜歡泰戈爾的散文詩集《吉檀迦利》,這本詩和《先知》有異曲同工之妙,充滿了詩情畫意。泰戈爾的《飛鳥集》對我早期的詩歌創作就產生過影響。除了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外,我還翻譯了一些其他的詩文,也有是重譯的,那是給我的任務。我隻好從英文中譯過來,但我也盡了努力。
我翻譯的其他作品有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的《馬亨德拉詩抄》,馬耳他總統布蒂吉格的詩集《燃燈者》(The Lamplighter, 1977)等。我想這些翻譯作品都起到了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增進各國人民友好的作用。
我希望青少年們,好好地學習本國語言,再好好地學習一兩種外國語言,把促進中外交流的翻譯工作擔負起來。
一九二三年我在美國念研究生的時候,我碩士論文的題目是《李易安女士詞的翻譯和編輯》,論文中李易安(李清照)的二十五首詞就是我早的中譯英習作。我從英文譯成中文的本著作是紀伯倫的詩集《先知》(The Prophet, 1923)。這本書是我在一九二七年鼕在一位美國朋友處讀到的,那滿含著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詞,給了我深刻的印像。後來我又把它重讀了一遍,覺得實在有翻譯價值,於是我著手翻譯了。這本譯著從一九三○年四月十八日起,陸續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上連載,後來因副刊半途停辦而中斷。該書於一九三一年九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我翻譯的紀伯倫的另一部詩集是《沙與沫》(Sand and Foam, 1926),部分譯文先刊載在一九六一年一月號《世界文學》上,一九八二年七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將我以前譯的《先知》和《沙與沫》合集出版。一九五○年我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還翻譯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吉檀迦利:獻歌》(Jitanjali: Song of Offerings, 1912)和《園丁集》(The Gardener, 1913)。這些著作都是作者用英文寫的,而不是經過別人翻譯成英語的,這樣我纔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從而譯起來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負責,我從來不敢重譯。我翻譯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歡的,我喜歡泰戈爾的散文詩集《吉檀迦利》,這本詩和《先知》有異曲同工之妙,充滿了詩情畫意。泰戈爾的《飛鳥集》對我早期的詩歌創作就產生過影響。除了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外,我還翻譯了一些其他的詩文,也有是重譯的,那是給我的任務。我隻好從英文中譯過來,但我也盡了努力。譯林出版社要出版我的譯文全集,我十分感謝。這本《譯文集》的編選工作,我請我的二女婿陳恕來做。
一九二三年我在美國念研究生的時候,我碩士論文的題目是《李易安女士詞的翻譯和編輯》,論文中李易安(李清照)的二十五首詞就是我早的中譯英習作。我從英文譯成中文的本著作是紀伯倫的詩集《先知》(The Prophet, 1923)。這本書是我在一九二七年鼕在一位美國朋友處讀到的,那滿含著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詞,給了我深刻的印像。後來我又把它重讀了一遍,覺得實在有翻譯價值,於是我著手翻譯了。這本譯著從一九三○年四月十八日起,陸續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上連載,後來因副刊半途停辦而中斷。該書於一九三一年九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我翻譯的紀伯倫的另一部詩集是《沙與沫》(Sand and Foam, 1926),部分譯文先刊載在一九六一年一月號《世界文學》上,一九八二年七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將我以前譯的《先知》和《沙與沫》合集出版。一九五○年我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還翻譯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吉檀迦利:獻歌》(Jitanjali: Song of Offerings, 1912)和《園丁集》(The Gardener, 1913)。這些著作都是作者用英文寫的,而不是經過別人翻譯成英語的,這樣我纔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從而譯起來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負責,我從來不敢重譯。我翻譯的作品大部分是我喜歡的,我喜歡泰戈爾的散文詩集《吉檀迦利》,這本詩和《先知》有異曲同工之妙,充滿了詩情畫意。泰戈爾的《飛鳥集》對我早期的詩歌創作就產生過影響。除了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外,我還翻譯了一些其他的詩文,也有是重譯的,那是給我的任務。我隻好從英文中譯過來,但我也盡了努力。
我翻譯的其他作品有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的《馬亨德拉詩抄》,馬耳他總統布蒂吉格的詩集《燃燈者》(The Lamplighter, 1977)等。我想這些翻譯作品都起到了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增進各國人民友好的作用。
我希望青少年們,好好地學習本國語言,再好好地學習一兩種外國語言,把促進中外交流的翻譯工作擔負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