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陳寧先生新著《清代陶瓷文獻學論綱》（以下簡稱《論綱》）即將付梓，希望我能為這本書寫一點文字。
我和陳寧相識，源於《中華大典·藝術典·陶瓷藝術分典》的編撰。2006年，我應邀擔任原景德鎮陶瓷學院（現景德鎮陶瓷大學）的外聘教授，協助陶院中國陶瓷文化研究所編撰他們所承擔的國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華大典·藝術典·陶瓷藝術分典》。陳寧是這個課題組的骨干，我們在一起工作了近八年。八年間，課題組除了完成並出版了《陶瓷藝術分典》外，還編輯出版了煌煌30大冊的《中國古代陶瓷文獻影印輯刊》以及上、下兩卷的《中國古陶瓷文獻校注》。在這兩部書稿的編寫中，陳寧任副主編，承擔了大量工作。這期間，他還出版了自己的專著《顏色釉瓷》，也惠贈了一冊給我。多年的交往，我深知他有極其嚴謹的學風和扎實的功底，也有極其深厚的陶瓷文獻方面的知識積累。更令我感興趣的，是他對中國古代陶瓷文獻還有許多很獨到的理論認識。或許正因為如此，我一直以為他是陶瓷文化研究界值得特別關注的一位年青學者。還在編寫《中國古陶瓷文獻校注》時，他送書稿來南昌交我作後審定，交談中，我就隱隱地有種預感，下一步，他很可能會在理論研究方面躍上新的高度，收獲新的成果。所以，當他把這部《清代陶瓷文獻學論綱》放到我的案頭時，我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在任何一個學科的研究中，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甄別，都是基礎性的工作。脫離真實、豐富的文獻，研究者注定隻能徘徊於令人迷茫的荒野，自陷於武斷臆測的泥淖，所得出的結論也必然隻是缺乏可靠依據的臆說。《論語·八佾》記載了孔子的一段話：“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這是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關於“文獻”一詞的早記載。孔子是謹慎的，他考辨夏禮、商禮，特別強調要以充分的文獻資料作為依據。這既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一種嚴謹的治學精神，後來也成了中國文化各個門類研究中所共同遵守的準則。陶瓷學科的研究自然也是一樣。
那麼，什麼是“文獻”呢？學科研究中一些學術概念的界定，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各人的理解也是可以見仁見智的。從孔子說了這段話之後，幾千年來人們對於“文獻”的解釋，經歷了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學者們的解釋往往不太一樣，這是很正常的。但演變到後，從比較寬泛的角度講，將有關的文字資料及有研究價值的文物稱作“文獻”，進而作為“文獻學”的研究對像，基本上還是成了學界的共識。這當然是從其廣義的角度來說的。然而事物又有其特殊的一面，“文物”由於是以實物形態而存在的，雖然大多都具有研究的價值，但價值的屬性不同，學科的歸類也往往不同。在研究中，是否都可稱之為“文獻”，是否屬於“文獻學”的研究範圍，也便有了爭論。當代著名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曾明確地表示，這個界定還是應該以是否有文字信息為依據。有的“文物”，諸如古人類頭骨和牙齒之類，從其價值屬性來說，是古生物學的研究範圍；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銅器等器皿，是古器物學的研究範圍，都很難被視作“文獻”，因而對這類文物的研究，和“文獻學”的研究範圍還是有區別的。我覺得，這應該被認為是從狹義的角度做出的劃分，也是更為確切、更易於被人們接受的一種劃分方法。
“陶瓷文獻”便屬於這樣的概念。就一個民族的整個文化來說，陶瓷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有關它的文字資料自然應被涵蓋在整個中國古籍文獻和現當代文獻之中。將歷代流傳下來的有關陶瓷的文字資料視作“文獻”，這自然是不存在爭議的。然而，陶瓷作為一個極具工藝特點的學科門類，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正如陳寧在本書稿中所指出的，陶瓷作品作為一種載體，也有可能屬於陶瓷文獻的範圍，也有可能不屬於這個範圍。陳寧比較認同張舜徽先生的觀點。《論綱》認為，隻有那些記錄有文字符號信息的陶瓷作品，纔可以被視作“陶瓷文獻”。這自然就對這些年同樣困擾陶瓷理論研究的關於“陶瓷文獻”的界定，作出了明確說明。盡管《論綱》沒有涉及清代陶瓷中具體的實物資料，但這個界定，無論是對本書的寫作來說，還是對讀者來說，我覺得都是十分必要的。
也許正因為陶瓷學科的這種特殊性，學界乃至整個社會對陶瓷的關注，都相對集中在陶瓷制品的實物方面。陶瓷生產者的注意力，則又較多地集中在制坯、釉色、繪畫、燒制等具體的制作工藝上。對陶瓷文獻的搜集、整理的關注度，則顯得很不夠，更不要說進行更深入而繫統的理論研究了。其實，中國陶瓷文獻是非常豐富的，而且歷史非常的悠久。因為我所從事的專業的關繫，幾十年來我雖對陶瓷史料未多加注意，但在閱讀過的古籍文獻中，我也曾從典籍乃至方志所載錄的古代祭器中，看到一些有關陶制器皿的記載。從《史記·五帝本紀》中，就曾讀到過“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的故事。直至後來在陶院看到他們收集的陶瓷史料，我是被中國陶瓷文獻的豐富而深深地震撼，以致滿目駭然了。這種豐富到底到何種程度呢？陳寧參與編寫的《中華大典·藝術典·陶瓷藝術分典》共250多萬字，這還隻是從現存的自先秦至清宣統年間的陶瓷文獻中，精心篩選和摘錄出來的有代表性的陶瓷史料。稍後編輯出版的《中國古代陶瓷文獻影印輯刊》雖30大冊，但因為涉及版權等方面的問題，諸如當代學者整理出版的極為重要的《唐英督陶文檔》、《清宮瓷器檔案全集》等，均未能納入其中。民國以後的陶瓷史料，在學界目前還基本處於無人顧及的狀態。至於流散在海外的中國陶瓷文獻，在國內現有的出版物中，除對極少數幾個譯本有所介紹之外，其餘基本上是付諸闕如的。可以這麼說，對中國陶瓷文獻的整理，我們還是不夠完整和繫統的，而對陶瓷文獻的研究，也大體上是處於零散的、對單部著作的孤立的研究狀態。這和陶瓷文獻豐富存在的現狀是很不相稱的。這自然而然地也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到陶瓷學科方方面面研究工作的拓展和深入。
這種狀況的形成，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我認為，恐怕和當前尚未建立一門“陶瓷文獻學”有相當大的關繫。陳寧在本書的章中言及到，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末期，傅振倫先生就曾提出要建立一門“中國古陶瓷文獻學”的設想，可惜20多年過去了，這一提議並未引起學界基本的關注和重視。可能有人會說，建立一門“陶瓷文獻學”，是不是有點“小題大做”？確實，較之哲學、政治、經濟、歷史、文學各門類文獻的研究，陶瓷文獻的研究規模要小得多，因為它畢竟隻是關於一種特殊工藝制品的文獻研究。但我倒覺得，即便如此，“陶瓷文獻學”這個命題還是科學的、合理的。首先，它完全可以作為文獻學的一個分支而存在，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異議的。其次，它是有很充實的實際內容的，這包括極為豐富的文獻材料的實際存在、很明確的研究對像和範圍，以及可以繫統規納並且完全可以成立的學科特點等等。作為一門學科理論建立的必要條件，其實它都具備。這些足以支撐“陶瓷文獻學”學科體繫的建立和合理存在。無可否認，這數十年來，有不少學者在中國古代陶瓷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付出了許多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倘若綜觀整個的研究現狀，一個明顯的不足也是毋容諱言的，那就是盡管陶瓷文獻的整理還存在很多問題，但相較而言，陶瓷文獻理論的研究又遠不及文獻收集和整理所取得的成就。這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並且，倘若仔細梳理一下，便會發現，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陶瓷原材料和具體的陶瓷工藝的研究，如瓷土、造型、釉色、裝飾、燒制工藝等。二是對某些單一陶瓷著作的研究，如《陶冶圖說》、《景德鎮陶錄》、《景德鎮陶歌》等。其中有些成果確實具有相當的水平，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工作還缺乏對全部中國陶瓷文獻的整體的、繫統的、科學的觀照。這種缺憾的出現，不能不說和陶瓷文獻學的未能建立有關。
陳寧的這部著作，也不是一部涵蓋全部陶瓷史料的《中國陶瓷文獻學》。他立足的是清代陶瓷文獻學的研究，這當然是屬於斷代陶瓷文獻研究的範圍。這種選擇，我想應該和清代陶瓷文獻為豐富也為完整有關。因此，我覺得他的選擇是頗具眼力的。聯繫到他在本書“陶瓷文獻學的提出”一節中，對傅振倫先生《中國古陶瓷文獻學》一文的評析，我甚至還認為，他似乎是想以清代這一時段的陶瓷文獻研究作為一個突破口，為“中國陶瓷文獻學”的建立做一些前期的、更為科學的探索。所以，和那種零星孤立的、羅列式的研究不同，他在書中細致地辨析了“文獻”、“陶瓷文獻”、“文獻學”、“陶瓷文獻學”等各種相關的概念，論述了“陶瓷文獻學”的涵義，闡釋了它作為學科的基本特點。再從“文獻學”的角度，詳細地考辨了整個清代陶瓷文獻的編撰狀況和分類體繫的建構。然後以此為基礎，以清代每一種重要的陶瓷專著為一個專題，逐次地論述清代代表性的陶瓷文獻，考辨其編撰時間、著者事跡及成書過程，探討其編撰特點、內容價值和版本源流，乃至一些文獻編撰之間的承繼關繫等。這顯然體現著文獻學的特點，是以文獻學的眼光和研究方法來做出的論述。這樣做的結果，也便使他對每一種文獻的研究不但考察全面，分析深刻，而且考辨極為詳實。綜觀全書，無論是整體的架構，還是具體的論述和考辨，我以為都較好地體現了一部“文獻學”著作的特點。如果作者的意圖真如我在上文中所揣測的那樣，是小試牛刀，想為整個“中國陶瓷文獻學”的建立作一些先期探索的話，那麼我要說，這個探索是成功的、有意義的。
是為序。
王琦珍
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2016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