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媒體與立法的良性互動展開細致討論，理解我國法律制度的變遷脈絡和發展規律。

立法者應當如何在既有約束下對特定時期社會問題所聯結的資源和利益進行甄別、篩選和排序從而科學地回應社會變動是一項具有基礎性、源頭性的核心命題。移動互聯技術的日益普及使其具有將微小事件瞬間形塑為公共話題的能力。借助一繫列焦點事件，公眾通過新型互聯設備尋找同聲共氣的群體，彙聚自身訴求並通過集體關注、轉發、呼吁等形式推動立法變革，從而極大增加了決策環境的復雜性。立法決策者應當重視媒體信息和公眾輿論在移動互聯時代給立法決策帶來的新約束，積極探索建立健全科學的立法需求收集和分析機制，對民意加以有效辨認、凝聚和吸納,從而理性、科學地獲得對一項法律是否應當加以變動的準確判斷。本書以“信息-程序-機構能力”為基礎建立分析框架，從議程設置的視角探究媒體議程設置影響公眾議程並進而對立法議程產生影響的具體機制和應對策略，為理解我國法律制度的變遷脈絡和發展規律，尤其是網絡時代法律制度與社會變革的互動機理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張欣 女，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和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本科（法學、經濟學雙學位）、博士（碩博連讀）均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網絡法、立法學、法律社會學。主持多項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曾在《法商研究》、《法學評論》、《環球法律評論》、《中國法律評論》等多家法學核心期刊發表文章數篇，並多次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轉載。兼任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法學會立法學研究會理事、亞洲法律協會ASLI Fellow。曾榮獲第十一屆中國法學青年論壇主題征文一等獎、第十二屆中國法學家論壇征文二等獎等多項省部級科研獎勵。曾應邀於荷蘭、意大利、美國、新加坡、墨西哥等地進行英文學術報告。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一、研究源起
二、研究意義
三、研究方法
第二節 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媒體
二、焦點事件
三、立法主體
四、法律制度
五、立法議程
第二章 文獻綜析
第一節 **研究述評
一、立法影響源的研究
二、以媒體和“回應型立法”為主題的專門性研究
三、以媒體和立法互動為主題的個案式研究
四、以媒體和司法互動為主題的相關研究
第二節 國外研究述評
一、以媒體對立法議程的影響機制為主線的研究
二、以公眾輿論對政策過程影響機制為主線的研究
三、以立法決策影響因素為主線的研究
第三章 媒體和立法互動的實證研究(2003～2016)
第一節 引起我國立法回應的焦點事件：概覽、特征和規律(2003～2016)
一、年度焦點事件的搜集方法
二、焦點事件的識別
三、引致“回應型立法”的焦點事件
第二節 透視媒體報道的焦點事件和立法供給的內在機理
一、有效引起立法回應的焦點事件的特征
二、回應焦點事件的立法特征：結構、程序、主體
第三節 媒體報道焦點事件引致立法供給的成本效益分析
一、媒體報道焦點事件引致立法供給的成本
二、媒體報道焦點事件引致立法供給的收益
第四章 媒體通過報道焦點事件引起立法回應的機制
第一節 媒體信息對立法決策的影響過程
第二節 新媒體對立法決策的影響過程
一、觸發期：精準及時的信息推送機制和原創化報道風格成為重要誘因
二、形成期：微博擴散議題引發“圍觀”對主流媒體議程產生溢散效果
三、高漲期：微信成為“爭議”平臺通過聚合意見加強集體行動意向
四、分化期：傳統媒體報道決策回應信息以疏導網絡集群行為
第五章 媒體報道焦點事件引致立法回應現像的動因分析：信息、程序和機構能力
第一節 微觀視角下媒體信息和立法決策的互動
一、信息對立法的重要性論證
二、立法者獲取信息的激勵機制分析
三、媒體報道與立法回應現像中的立法決策信息運作機制
第二節 中觀視角下立法決策程序的分析和反思
一、立法程序的功能：決策的視角
二、人大立法議程設置階段立法需求傳遞機制的不足
三、行政立法議程設置階段立法需求傳遞機制仍需完善
第三節 宏觀視角下媒體行業和立法機構發展的張力
一、我國法治進程中媒體的角色和功能

第一章導言第一章導言 法律制度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法律制度的供給和需求恰是作為正式規則的法律規範與社會變革銜接和互動的兩個觸點，是法律制度變遷的重要階段。在這一過程中，立法者面臨信息獲取不**的剛性制約。當法律制度需求主體利益集中、聚合時，政府**型的制度供給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制度信息獲取的不足，因而體現出較好的回應性和效率性特征。隨著法律制度需求主體呈現分層化、多元化的趨勢，當缺乏正式、有效的制度需求傳遞機制時，政府**型的法律制度供給模式因信息獲取和信息處理能力的不足無法及時獲取法律制度需求，逐漸呈現出被動回應型和滯後型特征，並與社會需求呈現出日益顯著的脫離化趨勢。當正式的制度需求傳遞渠道缺失時，制度需求的客觀存在會促使一繫列非正式化的制度需求傳遞渠道逐漸形成，並推動法律制度變遷的集體一致行動。
就我國而言，改革前的中國社會一定程度上具有“去分層化”William L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ames L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71.特征。在這一社會背景下，以政府為**的法律制度供給模式具有立法資源配置上的效率性，能夠滿足在較短的時間內建構中國法律制度基本格局的客觀需要。但伴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社會分層的日益復雜化，不同階層主體逐漸呈現出利益多元化趨勢。在這一趨勢下，政府**型的法律制度供給模式難以幫助立法者全面探知各階層主體的制度需求。因此，當一部分社會主體的制度需求被長期忽略，且無法有效地對立法議程產生影響時，立法需求和立法供給間的矛盾會逐漸聚合、加深。在這一背景下，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的出現改變了立法供給和需求的互動圖景。張欣：《美國行政規則制定請願制度研究》，載《人大法律評論》2015年第2期。
隨著網絡技術裂變式的發展，我國媒體格局經歷深刻調整，輿論生態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傳統的媒體不僅負責宣傳、報道黨的方針、政策和路線，負責動員群眾和響應改革的號召，還為政府撰寫內部信息收集報告，受理民眾的訴求，幫助民眾尋求正義的實現。Benjamin L Liebman, Watchdog or Demagogue? The Media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Columbia Law Review, Vol105, 2005, pp1-157.伴隨著中國媒體商業化的進程和媒體采編裁量空間的逐步擴展，公眾對社會和法律問題的關注使得媒體具有強烈的激勵來擴展其傳統角色。因此，出現了以批判、曝光等方式深入報道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新聞，並試圖影響公民糾紛處理結果的趨勢和現像。Benjamin L Liebman, Watchdog or Demagogue? The Media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Columbia Law Review, Vol105, 2005, pp1-157.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媒體自治化的提升打破了傳統媒體報道的地域限制和功能限定，為公眾提供話語權的同時還提供了表達利益訴求和相互溝通的平臺。謝新洲: 《輿論引擎：網絡事件透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1頁。因此，中國媒體日益成為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尤其是法治領域活躍的參與者。繼介入法律宣傳、監督司法公正後，媒體通過充當公眾參與立法議程的商談平臺，“已經或正在通過受眾實質性地介入立法活動中”周雪：《論媒體對立法的促進作用——以若干公眾關注案件為例》，載《人大研究》2012年第8期。，成了互聯網時代立法決策的新型重要約束。
從政策議程設定的視角出發，本書主要圍繞影響立法創制、修改和廢止活動的議程創建階段對媒體和立法的互動關繫進行考察。本書將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媒體報道和輿論滲透影響下的立法現像進行深入剖析和繫統論證，以此作為探求我國法律制度供給和社會制度需求銜接規律的切入點，為我國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達致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加強立法主體的立法能力建設，以期為**治理現代化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理論支持。李林：《全面深化改革應當加強立法能力建設》，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8期。本章擬從主要研究對像所在的時代背景入手，對研究源起、研究意義、研究方法、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本研究力求帶來的理論創新進行繫統論述。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1〗一、研究源起作為後發**，與西方法律體繫自發且漫長的演變道路截然不同，確定法治發展道路的中國為盡快改變無法可依的局面以達到社會生活的法治化，開始加快立法步伐，選擇了一條具有計劃性和立法者**的法律體繫形成道路。朱景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結構、特色和趨勢》，載《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因此，在經歷權力本位主義、人治主義、法律虛無主義、法律工具主義、立法**主義謝暉、陳金釗主編：《立法：理想與變革》，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頁。等立法階段後，從1954年我國制定**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開始，立法機關在不到60年的時間裡就完成了西方**用近200年纔構建的立法規模。2011年3月10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宣布這一階段性立法目標的完成。2011年，***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鄭重宣布，黨的十五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的立法工作目標如期實現。楊景宇：《中國立法**的一個重要裡程碑》，載《人民日報》2011年3月11日。法律體繫的形成意味著我國立法工作獲得重要階段性成就，從法律制度的整體格局和框架上形成與我國政治體制和社會建設相協調的法律制度規模。而階段性目標的形成則意味著我國法律體繫形成後的立法工作重點需要逐漸轉化為對法律制度結構和內容上的精細化修改和完善。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2012）的內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形成之後的立法重點主要放在科學立法和民主立法上。其主要包括：擴大公民對立法的有序參與，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加注重法律體繫的科學和統一，開展立法後評估試點工作。同時，該報告還著重強調：“提高立法質量是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的永恆主題，也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的必然要求。”2013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繫形成之後要將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放到推動法律配套法規的制定修改上，同時為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這是法律體繫動態性、開放性和發展性的內在要求，*是我國現階段深化改革時期對立法所提出的時代要求。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時代背景下，立法工作中對於“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和提高立法質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繫》白皮書和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都有對“科學立法”的明確說明。的要求進入新階段。李林：《當前我國立法的新要求》，載《北京日報》2017年9月4日。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出現了各種新形勢，面臨著各種新任務。如何讓立法適應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以保障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順利進行成了我國改革新時期的立法重任。李林：《全面深化改革應當加強立法能力建設》，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8期。黨的***報告提出，立法與改革要齊頭並進，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的重要目標，描繪了法治的力量和可期的美好未來。這一繫列信息預示著新時期的改革大業中，立法活動應當擔以重任、因時而宜，並樹立自身的精神向度和新改革時代的精神品格。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時代背景下探索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自信成了所有法學尤其是立法學研究者致力於理論貢獻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