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讀文人

嚴光：忍把浮名換釣絲嚴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和老莊哲學的影響，面對風波險惡的世路和污濁、腐朽的官場，設想通過避官遁世、歸隱山林，掙脫這個錦繡牢籠，給自己營造一個心理上的避風港，進而尋回自我的本根，實現其人格的自我完善。應該說，這並不是什麼過高的期求，但對一個封建時代的士人來說，卻須以終身的安貧處賤為代價。
一為*妙的山水小品《與宋元思書》所吸引，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乘船溯富春江而上，自富陽至桐廬，而後又暢遊了七裡瀧。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那該是多麼自在逍遙，任情適意呀！此刻，我對當年駕著一葉扁舟在富春江上恣意閑遊的吳均，真是艷羨極了。
吳均生當南北朝時代，精於史學，曾奉詔撰寫《通史》；而一部《齊春秋》卻使他招了禍，梁武帝惡其實錄，下令焚書、免職。看來，他的仕宦生涯並不是很順暢的。這從這封短簡的*後，偏要濃重地綴上一筆：“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意思是，即使像蒼鷹那樣直上青雲的追求高官厚祿者，仰見這樣奇麗的群峰，也會止息他們的久慕榮利之心；而那些整天忙於經營世務的人，窺望如此雋美的幽谷，*將在此間流連忘返），也可以察知一二。其間，固然有向友人極力張揚富春山水無窮魅力的用意，但主要地還是抒寫其對於避官遁世、退隱山林的向往之情，反映了作者的恬淡情懷，也透露出他的身世之感。
客輪繼續在碧綠如油的江流中緩緩行駛，航路回環曲折。但不管怎樣左彎右拐，眼前面對的總是連綿起伏的屏風一般的翠嶺晴巒，尤其是七裡瀧，天光、水色、林影、嵐煙，澄鮮一碧，景色**。早在兩漢之交，嚴子陵老先生就選中了這個地方，隱居度日，漁釣終生，他的好眼力，好運氣，著實令人嘆服！嚴光，字子陵，會稽郡餘姚縣人，早年曾同南陽郡的劉秀一起四出遊學，彼此結下了很深的交誼；劉秀起兵之後，他幫助拿過一些主意，因而深得這位傑出的政治家的器重。可是，當劉秀奪得了天下，登上皇帝寶座之後，文官武勇，風虎雲龍，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惟有嚴光卻躲得遠遠的，改名變姓，高隱不出。
光武帝深深仰慕他的纔情、人品，很想請他出來協助治理天下，便憑著往日的記憶，著人圖寫嚴光的形貌，下令各個郡縣按圖察訪。後來，有人上書報告，在富春山下，發現一個身披羊裘，漁釣澤中的男子，形跡頗似其人。光武帝當即派人訪查，果然是那個嚴光。於是，備下車輛和璧帛前往延聘，但是，嚴光卻推辭至再，拒*出山，使者往返三次，纔勉強登車來到京城洛陽。
官居司徒的侯霸，與嚴光也是老朋友，聽說他已到京，便遣人送信，邀他晚上在相府會面。嚴光問來人道：我的老朋友侯霸一向傻乎乎的，現在可好一些了？來人答說：他已經位至三公，沒有看出來怎麼傻呀。
嚴光緊著搖頭說：我看他和過去沒有什麼變化。
使者忙問其故，嚴光笑道：你說他不傻，那他為什麼不想想：我連天子都不肯見，難道還能見他這個臣子嗎？ *後，應使者苦苦請求，嚴光口授了一封短簡給侯霸。大意是，位至鼎足而立的三公高位，很好。以仁義輔佐君王，天下人都歡迎；如果一味阿諛順旨，可要當心送掉自己的腦袋。侯霸看過，便把短簡呈送給光武帝，光武帝笑說：我這個狂妄的伙伴啊，還是那個老樣子！說著，便馬上登車來到了嚴光住所。
當時，嚴光正在躺著休息，皇帝來了也不肯起來。光武帝無奈，隻好走進他的臥室，撫摸著他的肚子叫道： “喂，子陵！難道你就不能協助我治理天下嗎？” 嚴光仍是佯作睡去，閉目不應，過了好一會兒，纔睜開眼睛熟視，說：從前唐堯以盛德著稱，但仍有巢父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何必相逼呢？光武帝無可奈何地說：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為臣呀！說罷，嘆息登車而去。
過了幾天，光武帝再次親自前來敦請。他們在宮中憶敘了舊日的友情，討論了治國之道，相對累日。談得困倦了，便同臥在一張床上，嚴光竟“以足加帝腹上”，於帝王之尊，視之蔑如。第二天，太史慌忙奏報：有客星犯帝座，情況十分緊急。光武帝笑著告訴他：不必大驚小怪，是我與故人嚴子陵共臥一床啊。
光武帝任命嚴光為諫議大夫，但他堅決不肯接受，執意回去隱居，皇帝不便勉強，隻好聽其自便。這樣，嚴光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裡瀧中，釣他的酸菜魚去了。
十二年後，光武帝再次聘他入朝輔政，他仍然不出，*後壽登耄耋，安然故去。後人就把他隱居之地稱為嚴陵瀨，指認江邊兩座撥地而起的突兀石臺為嚴子陵釣臺，並在釣臺旁邊修了一座嚴先生祠，歷代奉祀不衰。
參謁過祠堂之後，我應主人之邀，即興題了兩首七*：忍把浮名換釣絲，逃名翻被世人知。
雲臺麟閣今何在？漁隱無為卻有祠！江風謖謖釣絲揚，泊淡無心事帝王。
多少往來名利客，筋枯血盡慕嚴光！二七裡瀧既然是嚴子陵避官歸隱、耕讀漁釣的所在，當日無疑是**闃寂的；**卻已經熙熙攘攘，遊人雲集了。但桐廬人畢竟是高明的，他們在商品經濟大潮中，沒有趨時媚俗，像某些風景點那樣，在釣臺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築或者遊樂設施、神怪景觀，而是以弘揚華夏文明為宗旨，堅持高雅、樸素的原則，把釣臺建成一處兼具民族傳統和地方特色的**次的文化景區。從江邊的嚴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釣臺原有一條六百多個石階的通道。為了增加文化內涵、減除遊人寂寞，他們依據山勢起伏，在綠樹、修竹掩映中，另建一條婉若遊龍的長達四百米的碑林長廊，選刻了歷代吟詠釣臺的詩文名篇，書法家均屬當代****，遍布三十一個省、區、市以及港、澳、臺地區，題詩、作字的還有國外的一些漢學名家。
風景管理區還從六朝到明、清曾經遊訪、吟詠過釣臺的**文學家中遴選出二十一位，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一個個綽約生姿，神情畢現。
李太白悠然斜臥在青花石板之上，與他所愛慕的“高山安可仰”，“風流天下聞”的孟浩然長結芳鄰。
陸放翁、辛稼軒，分別是南宋*偉大的愛國詩人、愛國詞人，他們風格、氣質十分接近，又生活在同一時代，隻是由於奔波南北，平生缺乏接觸條件，令人引為千秋憾事。現在，他們一前一後比肩而立，總算有了詩酒談歡，酌詩論文的機會。
在翠竹琳瑯，亭閣參差的大自然懷抱裡，一切紛爭、矛盾都會得到淡化、冰釋。當年，北宋的司馬光與王安石，一為反對新法的**，一為變法的首腦。二人年歲相仿，遊處相知之日甚久，卻是一對政敵，議事每相齟齬。
司馬光曾三次致書王安石，對新法陳列了四大罪狀，進行無情地攻擊；王安石也寫了《答司馬諫議書》，予以針鋒相對地駁斥。他們在同一年死去，直到*後也未曾和解。九百多年過去了，此刻，閑居於釣臺之側的王安石，正意興悠然，捻須漫步，一改其生前的峻急、激烈之態；那邊，司馬光也在信步閑行，二人離得很近了。不妨設想，他們聚在一起，肯定會談起嚴光、釣臺以及富春山水的話題，也許要說：嚴子陵真是個老滑頭，他可比我們逍遙自在多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他竟活了八十歲，了不得，了不得！我們時而在石徑上漫步，仰瞻這些文豪、巨擘的豐采，同他們一起徜徉於青松翠竹之間，欣賞著水色山光，林巒佳致；時而沿著碑廊，騁心遊目，不斷地為那些警策的詩篇和靈動的筆勢拍掌叫*，**忘記了登山的勞累。
歷代吟詠釣臺的詩文，各自的著眼點不同，見解也常有歧異，集中到一塊來展讀，頗似參加一次別開生面的研討會。對於嚴子陵的品格風範和價值取向，多數詩人、學者是持肯定態度的。宋人黃庭堅的詩，可說具有代表性：“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他的意思是，雖然子陵與光武是故知，卻不肯入朝享受三公之貴。那麼，是否就沒有支持光武帝呢？當然不是。嚴光以其桐江垂釣的一絲清風，使令漢家天子的身價重於九鼎。
有的詩以二者相比，結論是：“世祖（劉秀）升遐夫子（嚴光）死，原陵（光武帝墓園）不及釣臺高”。有的詩說，“漢家世業成秋草，江月年年上釣臺。” 在久暫、存亡的對比之中，顯現出二者價值的高下。有些詩文借高士嚴光來譏諷那班熱心榮名、奔趨利祿之人。道光年間進士李佐賢有句雲：“經過熱客知多少，嘗被先生冷眼看。” *有趣的是李清照的《夜發嚴灘》詩：“巨艦隻緣因利往，扁舟亦是為名來。往來有愧先生德，特地深宵過釣臺。”宋室南渡後，女詩人隻身漂泊於浙中一帶，此詩就是她從臨安去金華，船經釣臺時所作。
也有一些詩善作反面文字，讀來饒有情趣。元人貢師泰有詩雲：“百戰關河血未干，漢家宗社要重安。當時盡著羊裘去，誰向雲臺畫裡看？”可說是責問得有理，抓住了要害。是呀，如果都像嚴光那樣披著羊裘釣魚去，漢家江山還要不要了？那樣，雲臺麟閣的功臣就再也沒有了。
還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譏剌嚴子陵雖以漁釣避官，卻也有沽名釣譽的一面。不然，為什麼偏偏要披羊裘以立異呢？想來即使起子陵於地下，恐怕也難於置辯。而且，自古以來，一提到“釣魚”，人們便會聯想到磻溪釣叟姜太公“直鉤釣王侯”的傳說，想到那位“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志在建不世之功的“海上釣鼇客李白”；直到**，人們還把以小取大的投機行為稱作“釣魚”。
但是，平心而論，綜觀嚴子陵屢征不就、決意歸隱的全部經過，又確實覺得這種“誅心之論”有些過於挑剔，不免為嚴老先生叫一聲“冤哉枉也” 。明代詩人汪九齡有一首七律，劈頭就講：“竟日垂綸江上頭，先生原不為名鉤！” 接著，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有力的辯白，好像是專門為此而作的。圍繞著“羊裘”問題展開一番討論，這也算得是騷壇上的一重公案吧？三看過了碑廊，我們又循著蜿蜒的石徑繼續往上攀登。經過幾度曲折，來到一處叫做中亭的地方。這裡恰在山腰正中，叢林掩映中現出一顆高大的石筍，旁面伸出兩條岔路，分別通向左右上方的東臺與西臺。我們稍事喘息，便順著路標的指引，向著東面的嚴子陵釣臺奔去。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滾滾江流，遙想子陵當年僻處江隅，過著耕樵漁釣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該歷盡多少艱辛，付出何等代價呀！過去看到一些描寫隱士生活的詩文，往往是北窗高臥，長松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尋梅，都是逍遙自在得很；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的詞中所描寫的，就*是充滿了逸趣幽思，詩情畫意。實際上，這種詩化了的隱逸生活，隻有少數人可能享得，大多數隱士是沾不上邊的，起碼嚴子陵不具備這個條件。
古代的隱逸之士為了逃避世俗的紛擾，總要寄身於遠離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棲隱在山林岩穴之中，過著一種主動摒棄社會文明的原始化、貧困化的經濟物質生活，自然難免饑寒凍餒之苦。做過彭澤令的陶淵明，尚且時時苦吟：“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饑來驅我往，不知竟何之”，*何論其他呢！看來，隱士並不是好當的，也不是人人都能當的。對於他們來說，*大的困難還不是物質條件的匱乏與貧賤的折磨，而是精神層面上的痛苦，所謂 “隱身容易隱心難”。隱士幽居與烈婦守節有些相似，與其說要過物質上的難關，毋寧說，主要還是戰勝心靈上的熬煎。就是說，找一個遠離塵囂、擺脫紛擾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頓下來，比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寧寂，波瀾不興，卻須破除許多障礙，經過一番痛苦的磨煉功夫。
士者仕也。“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擺在中國古代士人面前的，不是西方知識分子那樣開放的多元價值取向，而是一條人生的單行線，萬馬千軍都要通過登朝入仕這條獨木橋。任何一個隱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學的教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奮鬥目標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負，從小就在頭腦裡扎下了深深的根子。
他們總是以社會精英自居，抱著經邦濟世、尊主澤民的理想，具有極其強烈的自我實現的願望。
而要實現這些宏偉的抱負，就必須憑借權勢，正如漢代學者劉向說的， “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說苑》）他說，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為什麼？就因為一者有權位，一者沒有權位。對於封建時代的士子來說，如何纔能取得權位呢？唯有沿著立朝入仕的階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歸隱，卻是與此南轅北轍，大相逕庭的。
古代士人的隱心，分自覺與被動兩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現實政治鬥爭的劇烈打擊或深痛刺激之後，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開始還做不到心如止水，經過一番痛苦的顛折，“磨損胸中萬古刀”，逐步收心斂性，戰勝自我，實現對傳統的人格範式的**。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心靈的自由為旨歸，奉行“不為有國者所羈”、不“危身棄生以殉物”的價值觀，成為傳統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們自覺地向老莊和釋家尋繹解脫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門聖教，在闡發“自然無為”的道家哲理中體悟到人生的真諦，領略著人生的樂趣，並獲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禪門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責任感，進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僅對社會政治不動心、不介入；而且對身外的一切都不聞不問，使冷漠成為一種性格存在狀態。
隱心，就要使靈魂有個安頓的處所，進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轉移。隱逸之士往往通過親近大自然，獲得一種與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脫，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的陶醉感和脫掉人生責任的安寧感、輕松感。他們往往把山川景物作為遺落世事、忘懷人倫的契機，或者向田夫野老覓求人情溫暖，向浩蕩江河叩問人生至理，在文學藝術中頤養情志，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來化解現實生活中的苦惱和功利考慮，使隱居中的寂寞、困頓和酸辛，從這些無利害衝突、超是非得失的審美愉悅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價值的補償。
隱心，還須戰勝富貴的**，陶淵明就有過“貧富常交戰”的切身感受。父祖輩望子成龍的期待目光；妻兒、戚友們殷殷勸進的無止無休的聒噪；朝廷、郡縣的使者之車的不時光顧；同學少年飛黃騰達、志得意滿的顯耀，都必然帶來強烈的**與浮躁。隱逸之士隻有堅守其特殊的價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著這種精神支柱的支撐，纔能從身心兩方面來戰勝強烈的** 。
這裡就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了：“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碧流”（李白詩），那樣透徹、決*，義無返顧地避官遁世，究竟出於何種考慮？坐在釣臺高處，披襟當風，登臨遠目，我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有一點是大家的共識：同所有的真正隱士一樣，嚴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礪為代價來換取一已之高潔。為的是獲得一種超然世外的心理寧貼，“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仲長統語）。
一個人在其生命與人格進入成熟期後，都會有面對人生的自我設計。在那“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各種社會力量互相搏鬥、人際關繫異常復雜的封建時代，人生總是難以安頓的。從他呱呱墮地、步入滾滾紅塵伊始，便被命定地拋向了隨時制約他的外部世界，周旋於各種社會角色之間，即使耗盡畢生精力，也難以肆應自如。
嚴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和老莊哲學的影響，面對風波險惡的世路和污濁、腐朽的官場，設想通過避官遁世、歸隱山林，掙脫這個錦繡牢籠，給自己營造一個心理上的避風港，進而尋回自我的本根，實現其人格的自我完善。應該說，這並不是什麼過高的期求，但對一個封建時代的士人來說，卻須以終身的安貧處賤為代價。
當然，嚴光的毅然決然高飛遠引，還有全身遠禍的考慮，所謂“賢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漢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猶在眼目。正像後來的詩人所詠嘆的：“遂令後代登壇者，**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歷代帝王中雖為少見的未殺功臣者，但他的廢黜發妻郭後和太子疆，難免時人的腹誹心謗，後代的詩人就*不客氣了。明初的學者方孝孺寫過這樣一首詩，算是窺見了嚴子陵的深心：“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後，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從內容上可以判定，這首詩是批評光武帝的，詩人卻偏偏標為《題嚴子陵》，也透露了個中消息。
其實，殺戮功臣這類舉措和封建制度相關，原不宜以君王的個人品質、性格作簡單的詮釋。封建君主要維護其萬世一繫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對那些可能造成威脅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嚴加防範，因而“鳥盡弓藏” 、“兔死狗烹”的結局是難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對矛盾，它的性質與利害關繫決定了*後必然導致衝突的爆發。而且，封建君主的獨裁專制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獨立與個性自由。嚴光要擺脫王權的羈縻，把握一已的命運，維護其人格獨立，就唯有逃開伴君如虎的官場之一途。
嚴光是很有政治遠見的。果然，在他死後四年，就發生了伏波將軍馬援蒙冤遭譴的事件。馬援戎馬終生，功高蓋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盡蠻煙與瘴雨，不知溪上有閑雲”（袁宏道詩），立志為**戰死疆場，馬革裹尸。*後，竟因從交趾載回一車薏苡粒，被誣陷為私運明珠、文犀，在“ 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的情況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嚴加治罪。其時馬援已死，妻孥驚恐萬狀，連棺材都不敢歸葬祖茔。成為歷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唐代詩人胡曾深為馬援鳴不平，有句雲：“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銜薏苡冤！” 勞苦功高如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慘痛下場，等而下之的就*被君王玩於股掌之上，操縱其生殺予奪之權了。嚴光盡管隱身漁釣，對於朝中故人的情況想必也有所知聞：侯霸隻是因為舉薦了一個為光武帝所不喜歡的人，險些遭致殺身之禍。而他的繼任者韓歆，因為直言亟諫，觸怒了光武帝，*後，被逼自殺。
四從嚴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聯繫到了隱士的類型以及中國古代的隱逸文化。隱士本是一個群體，他們各各不同，但總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覺得有必要畫一幅能夠概括這些特點的粗線條的隱士肖像：一是隱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層次和道德修養的士人——古代的士人相當於現代的知識分子；二是雖然他們的智慧與纔能高出於一般人，但卻不求聞達，不入仕途，潔身守素，遠居山林，許多人在經濟生活方面都處於一種原始化、貧困化的狀態；三是他們以放棄仕途的富貴榮華為代價，博取*多的精神自由和* 高雅的審美體驗，看重個體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動的自由自在；四是他們忽視物質的享受，追求精神的**，鄙棄以利相交、虛偽誇飾的人際關繫，向往恬淡自然、**功利的精神境界；五是他們往往都有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時代的士子隱居遁世的情況來考察，清人陳日浴說：“或有執志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於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也；或有見於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續高士傳》序）這裡既含有對客觀現實的評價，也包括主體的價值判斷，應該說，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順序，首先應是“有激於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如傳說中的帝堯時期的巢父、許由。晉皇甫謐《高士傳》中記載，許由初隱於沛澤，因帝堯欲以天下讓之，而逃耕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後來，帝堯又召之為九州長，許由不願聞之，而洗耳於潁濱。適逢巢父牽牛犢來飲水，見許由洗耳，問明緣由，便責備他隱居不深，欲求名譽，以致污穢犢口，遂牽牛犢至上流飲之。這類自甘退出社會舞臺，**放棄對現實社會的價值關懷，** 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當屬於原根意義上的隱士。嚴子陵也應屬於這方面的典型。
他們認定社會現實、仕途官場是污濁的，因而不願與時輩為伍，與俗流同污，潔身自好，獨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祿、奉侍王侯之外，創造自身的存在價值，實現自我選擇、自我主宰，保持獨立人格、自由意志。否定外在**，卸卻自身責任，遠離功利，逆俗而行，成為他們處世待人的標志。據《莊子》記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餘立於宇宙之中，鼕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奮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對於此類隱士來說，這就是一切。
唐代詩人賈島對於與世隔*的隱士生涯有過生動的描繪：“雖有柴門長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處，見擬移家*上山。”這使人聯想到莊子講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隱居於山洞之中，齊國君王來看望他，引得周圍許多人向他致賀。他據此進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現，他人纔能夠知道；我必定是名聲外揚，對方纔前來找我；我有了行動表現，名聲外揚，纔招惹周圍的人前來致賀。經過這麼一番痛切反省，他終於大徹大悟了，從而變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實現了主體心智的全面泯滅。
至於“有見於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典型的應是莊子。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楚王聽說莊子是個賢纔，便用重金聘他為相。莊子卻對使者說：“你看到過祭祀用的牛嗎？平日給它披上華美的衣飾，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時就送進太廟作為犧牲，把它宰掉。到那時候，牛即使後悔，想作個孤弱的小豬崽，還能做得到嗎？”寧可終生安貧處賤，也不去涉足“天下無道，禮壞樂崩”，置身於嚴重無序狀態的亂世，*不去當那時時有性命之虞的卿相。莊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亂世全身之隱者，還有阮籍、嵇康。魏晉之際是中國社會*動蕩、政治 *混亂的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火並激烈，政權*迭頻繁，戰亂連年不斷，“ 名士鮮有存者”。生活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嵇、阮無時不存憂生之懼和避禍之念。他們佯狂隱跡，肆情放誕，或箕踞嘯歌，或縱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彌災避禍，保性全身。在這種所謂“魏晉風度”的影響下，當時仕與隱的界限比較模糊，先隱後仕，先仕後隱，亦仕亦隱，五花八門。
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卻是一致的。
當然，有的也不能盡如所願。嵇康在山陽隱居二十年，不求仕進，不問功名，但是，*後終因隱身而不能隱心，還是做了司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聰明一些。司馬昭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裡，要娶他的女兒作兒媳，而阮籍既不情願結這門親戚，又不敢公然拒*，便從早到晚喝酒，整日爛醉如泥，連續沉醉六十天，媒人無奈，悵然走開，司馬昭也隻好作罷。下場雖然不像嵇康那樣慘，但他內心的苦痛卻是無時或已，異常強烈的。他常常駕車載酒，漫不經心地向前行駛，突然馬停了，原來路已到了盡頭，不禁放聲大哭，把那無邊的積懣一股腦地拋灑出來。
在中國，歷代隱逸的士人，多是社會制度不合理的產物，總體上說，隱居避世也是對統治者反抗的一種方式。但是，這種反抗往往是消極的。面對社會動亂、政治黑暗、憂患頻仍的現實，當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紓難、拼力抗爭之時，他們卻置身塵外，不預世事，**卸去兩肩責任，一味考慮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悅。雖然，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為虐、為虎作倀者高潔得多，但是，終歸難免“無補於世”之譏。
當然，人們也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社會大動亂時期，就創造、保存和傳遞文化成果、文化精神來說，隱逸的士人有時能夠起到那些入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在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明顯。歷代隱逸之士都奉《莊子》為圭臬。《莊子》一書對後代士人的精神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玄遠、曠達、淡泊、飄逸，成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從而也成為文學藝術的審美追求的高標。正是由於隱逸之士對政治與事功的背棄，實現了價值取向的調整與精力的轉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國文化博大宏富的萬千氣像。
所謂“有執志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隱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但並不急於出山，而是審時度勢，擇主而從。隱居待時，一出即為帝王師，是這類士人的理想際遇。他們奉行“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的孔門聖教，在他們看來，出世與入世是統一的。隱居並非忘世，乃是養志守道，為將來的聞達作思想與智能的準備，隱居山林的過程也是充實、完善自己的過程。正由於他們把“隱居”與“行義”看作兩個互相銜接的階段，所以，雖然身在山林，卻並不**脫離朝政，而且，往往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典型的，如殷周時的呂尚，三國時的諸葛亮，元末明初的劉基等。諸葛亮躬耕隴畝之時，即常常會友交遊，縱談時政，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後經劉備三顧茅廬，出山建業，終於夙志得償。
還有身在山林卻縈心魏闕、心繫朝廷，甚至直接參與*高層決策的隱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稱的南北朝時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歲之前，曾被朝廷闢為諸王侍讀，後來，因求宰縣未遂，而掛朝服於神武門，辭官歸隱。梁武帝即位後，屢次召他入仕，均被拒*。但**每有吉兇征討大事，都要找他咨詢，月中常有數信往來，時時參與朝廷政務，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員。
另有一類隱士，實際是以隱逸作掩護，而從事*前沿的政治。他們*不與朝廷合作，以至處於尖銳對立狀態，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齊，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黃宗羲等。黃宗羲認為，沒有亡國之痛就是無人心，遺民的責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來表示抗議，但又不能止於抗議。一味地“ 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終究無濟於事。所以，必須“不廢當世之務”，也就是要落到實際行動上。這些遺民中的隱士，往往以道德抉擇代替理性判斷，有些人始於狂熱而終於冷漠，*後由*望墮入虛無。這種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於以退為進、以隱求官者，如唐代的盧藏用之流，則不應納於隱士之列。若要算上，以備一格，也隻能說是假隱士。據《舊唐書》本傳和劉肅《大唐新語隱逸》篇載，盧藏用考中進士後，未得調選，便先去長安南面的終南山隱居，學煉氣、闢谷之術，但心中卻時刻結記著登龍入仕，被人目為“隨駕隱士”。後來，果然以隱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遺。品格十分卑污，以諂媚權貴獲譏於時。有道士名司馬承禎者，嘗應召入京，屆臨還山之日，盧藏用想要誇耀一番自己曾經隱居的地方，便指著終南山說：“ 這裡面可是大有嘉處啊！”司馬承禎毫不客氣，徐徐答曰：“依我看來，不過是仕宦的捷徑罷了。” 從此，“終南捷徑”就成了從事政治投機的諷刺語。
五隱士的話題，可談的實在太多，還是回到嚴子陵吧。
這裡要提到兩部書，一部是《古文觀止》，裡面選了範仲淹的《嚴先生祠堂記》；另一部是《留青日札》，載有朱元璋的《嚴光論》。前者是人們所熟知的，在歷代贊頌嚴子陵的詩文中，可說是調子*高昂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真是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後者就十分生僻了，*大多數人都未必知道朱元璋還能夠撰寫史論，而且，著眼的居然是隱士嚴光！文章劈頭就講，嚴光的行跡，“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接著闡述理由：嚴光“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後得出結論：“朕觀當時之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仕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斬釘截鐵，切齒之聲可聞。
其實，這種思想並不是這位朱皇帝的發明，宋代詩人楊萬裡在其《讀嚴子陵傳》一詩中就曾寫到：“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朱元璋易曹操為赤眉等，用事*顯貼切。當然，他所師從的不是文弱的誠齋先生，而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上，專門為帝王提供對付士人權術的戰國時的韓非。在韓非看來，許由、務光、伯夷、叔齊之輩，都是些不聽命令、不能使令的“不令之民”。他們“賞之譽之不勸（不能受到鼓舞），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恩威並用，軟硬兼施，都無動於衷，那還怎麼辦？干脆殺掉。韓非**以思想罪、獨立罪除殺隱士，後世付諸實踐的代不乏人，朱元璋乃其尤者。
看過嚴子陵祠堂和碑林之後，我曾想，應該把朱元璋這篇《嚴光論》刻出來，讓它與《嚴先生祠堂記》列在一起，使尋訪釣臺蹤跡、研究隱逸文化的人，對於古代中國如何對待隱士的問題，有個全面的理解。
其實，尊隱也好，反隱也好，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無非是維護統治、鞏固政權、治民馭下的兩種相反相成的手段。不管推行哪一手，都是為了適應當時政治的需要。歷**，一般是把光武帝劉秀劃為尊隱一派的。他有一封《與子陵書》，是古代小品中的名篇，後人評說：“兩漢詔令，當以此為 **”。全文隻有五句話：“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但是，“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譬之瘡，須杖而行”。我實在離不開你。——可謂情辭懇切，語語動人。
光武帝還下過一個《以範升奏示公卿詔》。起因是這樣：太原隱士周黨被征召，面見光武帝時，自陳“願守所志”，拒*行臣下拜君之禮。博士範升啟奏，要求以“大不敬”罪懲治周黨。光武帝在詔令中說，“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結果，不但沒有加罪，還賜帛四十匹，遣歸田裡。朱元璋的文章，直接針對著嚴光和周黨這兩個人，實際上，對於光武此舉，也是大不以為然的。
看來，朱皇帝畢竟是個粗人。他沒有看清楚，東漢開國當時是很需要這類高士的。當王莽篡漢之際，*大多數公卿、士大夫都**看重仕途、地位，而並不重視名節。因此，進表、獻符、俯首稱臣者實繁有徒。對此，光武帝深為戒慮。所以，開國之初，盡管百端待舉，萬事纏身，他還是拿出很大精力，去一一訪求那些不事二姓、避官歸隱者。為了提倡名節，對於那些“ 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的隱士，不但厚予賞賜，旌表嘉獎，而且，調整了西漢末年的取士標準，把這類人列為四科取士之首。嚴光、周黨這些名士，正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他所要樹立的標杆。
這裡有一點必須指出，就是這些名士有個共同的特點，他們**脫離政治的漩渦，*不會給朝廷帶來任何麻煩。這恐怕是光武帝尊隱的一個大前提。非徒無害，而且有益，這樁生意，光武帝當然樂得做了。
一篇《嚴先生祠堂記》，曲折道盡了光武帝和嚴子陵互為表裡，相得益彰的妙諦。一方面是“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一方面，歸臥江湖，“泥塗軒冕，惟光武以禮下之 ”。“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沒有嚴光，不能成光武之大；沒有光武，也難以遂先生之高，而使貪夫廉，懦夫立。
“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說開來，盡管隱逸之徒極力擺脫政治的羈絆，但是，常常不免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著統治者的工具。由於隱逸的實質是遠離政治紛爭，不介入社會矛盾，以**冷漠**消解其入世之心，進入一種無是無非的超然狀態，“萬事無心一釣竿”，因此，尊隱必然能夠收到緩解社會矛盾、減輕朝廷壓力的消釋作用。這叫做無用之為大用。
尊隱的另一種考慮，是隱士的“濾毒效應”。“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因此，“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悅愚諂暗，苟得忘廉”。（見《梁書處士傳序》和瀋約的《高士贊序》）封建統治者清醒地看到，提倡隱逸的高風，有助於激勵士風、蕩滌時濁。唐明皇之所以特意頒發一個《賜隱士盧鴻一還山制》，目的就是要借助嵩山隱士盧鴻一的“固辭榮寵”，以敦士品，以厚風俗。既然鼓勵一大批士人遁跡山林，有助於樹立廉讓不爭的良好士風，進而可以減輕士人爭相入仕，“粥少僧多”的壓力，那又何樂而不為呢？我以為，嚴子陵的高風，經範仲淹提倡之後，在北宋初年得以大行其時，其根本原因在於它恰好適應了當時天下底定，四海承平，釋兵權、削相權、集皇權的政治氣候的需要。
閑翻史籍，看到有些帝王為了博取禮賢下士的令名，往往發優詔，備安車，禮聘隱士入朝，以裝潢門面，點綴太平。如果一時找不到隱士，有的甚至要特意造作，結果傳為笑柄。據《晉書》記載，桓玄推翻東晉王朝，自立為帝之後，看到歷代均有隱逸之士，惟獨本朝沒有，“乃征（西晉隱士）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並給其資用，（然後指）令（他）讓而不受，號曰高士”。由皇帝出面，親手制造“隱士”的假冒偽劣產品，這也夠得上曠世奇聞了。
六憑眼睛看，兩座釣臺相距很近，可要一一攀登上去，卻也頗費周折。原來，它們中間隔了一道塹壑，先要傍著一叢叢的長林古木，從東臺下去，走到岔路丫口，然後折轉身來，拐個六十度的銳角，再沿著那條通往西臺的曲折山路，穿過林莽，一步步走上去。
太陽漸漸地熱了起來，原來站在東臺的高處，“桐江波上一絲風”，吹到身上甚是涼爽；現在回到山坳坳裡，頓時覺得熱汗涔涔。好在這段山路不算太長，耐著性子，很快就走到了。上到西臺，依然是涼風撲面，而且，視野*加開闊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西臺的石亭竟逃過了“十年浩劫”，有幸保存下來，亭子前面，立著刻有謝皋羽的名作《登西臺慟哭記》的石碑。石亭的兩邊柱子上，鐫刻著清人徐夜的詩聯，是描寫南宋**愛國志士謝皋羽的 “生為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這副對聯簡要地概括了謝皋羽的生平。
他為人耿介撥俗，少有大志。早年應試科舉，不第。公元一二七六年，元軍南下，文天祥（因他進爵至信國公，故稱“信國”）從海路至福建，任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傳令各州郡發兵勤王。謝皋羽率先響應，盡散家財，招募鄉勇數百人加入抗元隊伍，被委任為諮事參軍，與民族英雄文天祥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兩年後，文天祥在廣東海豐五坡嶺兵敗被俘，次年押解燕京，在三年的囚禁中，面對元世祖忽必烈的威逼利誘、百計勸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公元一二八二年，慷慨就義於燕京柴市。
對文天祥之死，謝皋羽悲痛至極，終生引為恨事，從此避匿民間，杜門不出。但時時緬懷故交，經常夢中相見；每逢文天祥忌辰，都要痛哭野祭，寄托哀思。一次，他登上富春江邊嚴子陵釣臺的西臺，面對渺渺蒼空，下臨滔滔江水，北望弔祭，哀慟欲*。這篇感天動地、泣血吞聲的《登西臺慟哭記》，記敘了這次祭悼亡友的經過和憤激、隱秘的心曲。此後，便往來於浙江中部，遍訪宋末遺老，歷遊山水名勝，四十七歲時病死於杭州，歸葬與嚴子陵釣臺隔江相望的白雲村，這裡也是唐代**詩人方干的終隱之地。
正如作家黃裳先生在《釣臺》遊記中所說，並立著的兩座釣臺，似乎向遊人分別宣示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一種是在雞鳴風雨、暗夜如磐的破國亡家之際，以極熱的心腸，椎心剌骨，奔走呼號；另一種則是“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以至一頭扎進寂寂的空山，**與世隔*，表現出至重至深的超撥與冷漠。但事物往往是錯綜復雜的，不似畫圖中的顏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嚴子陵與謝皋羽，表面看來，他們代表了上述兩種劃然對立的思想境界，各據一端，如隔重城。其實，並不這樣簡單。綜觀嚴子陵的言行，他的避官遁世原有逃避“新莽”的意向在焉，明末清初的**文人錢牧齋在序《釣臺彙集》時就曾指出了這一點。
也是在《釣臺彙集》序言中，錢牧齋說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世上的學者全都不了解嚴子陵的深心，揣度起他的“不仕光武”之故，各執一詞，卻都沒有說到點子上，唯獨南宋的謝皋羽深知此中奧義。“何地不可痛哭，而必於西臺？以謂子陵之於西京，信國之於南渡，其志其節，有曠世而相感者也”。錢牧齋認為，嚴光對於西漢，和文天祥對於南宋，有“曠世而相感”的深情，所以，謝皋羽纔選中了釣臺這個特殊地點悲歌痛悼的。
對於一度靦顏事清的錢牧齋，後世一向是薄其為人的，他的有關嚴子陵的發覆，人們也未必一體認同。但是，隱逸不仕，恰如錢氏所言，實在是一種頗為復雜的社會現像。如果隻從避離俗塵、尋求解脫這一角度來加以詮釋，必然會失之簡單，流於膚淺。世界上，大概沒有哪一個國度，曾像古代中國那樣出現過那麼龐大的隱士階層。如何對這一社會現像予以恰中肯綮的剖析，從中找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應該是研究隱逸文化的學人共同關注的課題。可惜，我這篇文字已經不算短了，隻能到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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