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近代中國人物論(精)

\"序傅德華陳旭麓先生是我國**的歷史學家，著述宏富，在中國近現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諸領域都有相當的建樹。他的遺著曾多次被整理出版，但唯獨缺少一本專門論述近代中國人物的文集。出版人何崇吉先生，慧眼識珠，捕捉到出版界這一空白，並約請本人來承擔這一編輯重任，實不敢當，但盛情難卻，還是接受聘約，並希望以此告慰陳先生的在天之靈。
（一） 2018 年3 月的**，在復旦光華樓歷史繫寬敞明亮的資料室，本人正在編輯**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批準號10&ZD097）結項成果，準備交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 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文獻目錄》（港澳臺卷）相關資料的初稿，我的同仁李春博博士，突然過來告知，北京一家出版單位要編一本陳旭麓論近代人物的文集，問我有無興趣承擔這一任務。我一聽是與陳旭麓先生有關的選題，未多加思索立馬就答應了。其實我手頭正在做的除前面提到的**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外，還有上海書店出版社的30 本《民國叢書續編》第二編“民國人物資料專輯”，以及附加一冊為該“資料專輯”編輯的《人名索引》。除此之外，還有復旦大學出版社的《抗戰老兵林子明畫傳》和《吳浩坤先生紀念文集》也在編輯之中，這些都是今年計劃要出版的任務。
本人為什麼那麼爽氣地接受編輯這本集子？一是我與陳先生有一種特殊的師生關繫。1970 年11 月，我作為知青從江蘇生產建設兵團二師第十一團來到復旦大學歷史繫就讀時，陳先生則從華東師大借調復旦為我們講授中國近代史的課程，接下來就是編輯“中國近代史小叢書”。直至1974 畢業留校任教後，又與他同住復旦邯鄲路校區6 號樓221 房間。粉碎“四人幫”前，他離開復旦返回華東師大。每逢春節，我從南京或杭州回滬後都要到他府上拜晚年。二是常請他指導我的寫作，並給我開小灶，一對一地講授如何選題和構思，我從中受益匪淺，至今歷歷在目，彷佛還在昨天。三是先生駕鶴西去三十年，本人未曾寫過一篇紀念文章，深感內疚不已，一直在尋找機會彌補這一缺憾。四，也是*重要的，陳先生的人格魅力以及對近代中國人物的那些鞭闢入裡的獨到見解、深富哲理的思辨精神、令人嘆服的飛揚文采，深深地吸引了我。此次有這麼好的機會，能為陳先生做點實事，感念先生過去對自己的教誨及聊補恩師之情。
（二）接受編輯任務後，其實我的心裡還是沒底，壓力不小。盡管自己以往編輯出版過《於右任辛亥文集》，參編《蔡尚思全集集外集》和獨自編輯出版了《蔡尚思集外集補編》，還有參與汪熙教授編輯的《求索集續編》等名人文集，但這些與給陳先生編專集還是不一樣的。因陳先生對近代中國人物研究的文章比較多，每篇都可稱得上名篇佳作，包括對後學研究近代人物專著所作的“序”，以及撰寫的“書評”等，究竟應如何取舍，還是需要下點功夫的。所謂“功夫”就是重新把那些刊載與未曾發表過的文章找來再讀一遍，盡管以前也讀過。好在師兄熊月之和周武先生曾將陳先生的遺著分門別類編輯出版過四大本《陳旭麓文集》，其中第三卷“思辨留蹤”就是陳先生專門論述人物的。在此基礎上，再將以前曾出版過的《陳旭麓先生文存》中的有關人物論述篇章，還有陳先生在20 世紀50 年代出版過的《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從復旦圖書館找來這些文章之後，逐篇仔細回味其中的精彩獨到之處，邊讀邊做記錄，*後開列出一個預選篇目，發送給何崇吉先生審定。起初的篇目並不包含陳先生對其他學者研究近代人物專著所作的“序”和“書評”，經反復思量後，決定挑選部分編入，似*能彰顯陳先生對一些他自己不曾研究過的人物的看法與評價。這樣，《近代中國人物論》所包含的“人物研究”（23 篇）、“序言與書評”（8 篇）和“人物研究方法論（5 篇）”，共計36 篇專論集就這麼選定了。所選篇目是不是準確，是否*能代表陳先生的思想和對近代中國人物研究的*高水平，是可以討論的，但至少本人是這樣認為的。
（三）陳先生的近代中國人物論，與他對近百年中國史的研究，始終抓住“新陳代謝”這個關鍵詞，並以此作為切入點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火花亮點，層出不窮，常發人所未發之音。他筆下寫出的歷史人物，至少有如下與眾不同的特點：有理有節、有根有據地給人物以精準的分析，是陳先生研究歷史人物的**個特點。如他對為共和國憲政犧牲的**人宋教仁的研究，就是一例。他在分析宋為什麼一定要堅持責任內閣制時，是這樣予以描述的：“根據他自己的解釋，是因為‘內閣不善而可以*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易之，如必欲*之，必致動搖國本。此吾人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陳先生認為宋教仁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政治家，其要在中國建立責任內閣制的抱負當然是無可非議的。但陳先生比一般學者*為思辨地認為：“他之所以一定要堅持責任內閣制，還有一層用意他沒有說出來，也一直未被人們注意，那就是為了排除封建舊官僚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勢力，使中央政府的實際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手裡。他為他未能領導武昌起義，致使大權落入黎元洪之手而悔恨不已，後來他極力勸黃興在南京開闢新天地，在組織臨時中央政府的初期又積極策動推舉黃興為大元帥，他自己擔任執政，其目的都是為削弱黎元洪的影響，挽回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失去的權力。至於孫中山回國以後他依然堅持前議，固然是由於他對孫中山有意見，有看法，就像他慫恿章太炎發表宣言中所說的那樣：‘孫君長於議論，此蓋元老之纔，不應屈之以任職事。’”陳先生接著又進一步分析道，宋教仁之所以對孫中山持上述政見，還有一層原因，“……主要是因為那時候已經內定，如果袁世凱贊成共和，臨時大總統的位置就要送給袁世凱，而在宋教仁看來，袁世凱又是一個‘不學無術，其品*惡劣可鄙’的人，限制這種人的權力，當然是**必要的。”據此，在陳先生看來，對宋教仁的評價並沒有完。因此他再次從思辨的角度強調：“……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過分誇大了責任內閣制的作用，仿佛隻要能夠掛一塊共和國的招牌，成立一個以他這樣有能力而且敢於‘當此大責任’的人為**的責任內閣，**的民主共和制就能建成。這就充分說明，宋教仁根本就不了解，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不用‘鐵’和‘血’**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不可能的。”陳先生對宋教仁的上述論述及評價可謂是入木三分，極其精準。
他對人物評價文章的標題，往往都能平中見奇，很有吸引力。有人就曾說過“選了一個好題目就等於論文寫作成功了一半”，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如他對李秀成研究的題目《不是謎的“謎”》，對宋教仁研究的題目《為憲法流血的**人》，研究孫中山的文章題目《因襲—規撫—創獲—孫中山的中西文化觀論綱》，寫廖仲愷時用的題目是《歷史轉折年代的光輝形像》，再有《李鴻章與中國近代化》《光緒略論》等。上述研究近代現代人物的標題都讓讀者耳目一新，即有迫切希望早點把文章找到讀一讀的意願。做到這一步，看似簡單容易，但並不是每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都能做到，實非一日之功。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
經陳先生分析研究後的歷史人物，往往有一種**時代之感。這裡舉兩個例子。一是1979 年11 月16 日撰寫的《光緒略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次年，就敢於為清朝歷**倒數第二的光緒皇帝寫評傳，確屬不易。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國歷**有過許多皇帝，在這許多皇帝中為人稱道而知名的為數不多，光緒（載湉）是這個為數不多中的一個。”光緒從4 歲即位，在位34 年，尤其是在親政的1889—1898 年間，受到慈禧牽制，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甲午戰爭，二是戊戌維新運動。在這兩件關繫**民族命運的大事面前，特別是在後一件大事中，他有過重要表現，這就是他有名的原因。陳先生從三個方面論證了他能夠 “接受新思想”和“頗想有所作為”的過程。一是，此過程是從甲午戰爭開始的；二是同康有為等維新派給他的影響分不開的；三是，他是“百日維新”的實際決策者。有鋻於此，陳先生提出史學工作者不僅“要寫慈禧，也要寫李蓮英，要從實際出發”，尤其要“大寫‘比較能接受新思想’、‘頗想有作為的載湉’”。在30 年前即1988年，他為馮士缽、於伯銘同志寫了《序〈道光皇帝傳〉》一文。在文中陳先生對道光皇帝做了這樣的評價：“他不英武，也不昏庸，是一個勤政圖治而無顯著政績的皇帝。”“他又是一個頗為知名的皇帝。因為他踫上了中國劃時代巨變的鴉片戰爭，他是這場戰爭的頭號當事人，中國近代史是以他的年號——道光二十年為起點的，一接觸近代史就得接觸他。由於鴉片戰爭的喪權辱國，在近代史的記述中，誇大了他顢頇虛驕的一面，有點漫畫化。”統而言之，“他是一個處於歷史轉折、事變旋渦中頗想有作為的皇帝”。
第二個例子是早在30 年前，即1988 年，陳先生在**召開的一次題為“李鴻章與近代中國經濟”的學術研討會上，即席做了一個發言，一反過去對李鴻章賣國賊的評價，提出了“李鴻章有沒有愛國主義之心、民族主義之情”的問題，他認為：“是有的，他畢竟是炎黃子孫。他辦的許多企業，是為了抵制外國，分洋人之利的。拿軍事來說，他創建的北洋水師是對外的，威海衛*口是對準外國侵略者的，你能說這不是愛國主義之心、民族主義之情嗎？”“過去說李鴻章崇洋媚外，投降賣國，鐵證如山”，陳先生說：“我相信了。現大幅度轉變到說李鴻章有愛國主義思想，對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起到了推動作用，這種戲劇性的變化說明什麼呢？”陳先生認為：“李鴻章還是李鴻章，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是政治上的需要反映到我們歷史研究上來，當然，也因為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同志從封閉中鑽出來，走上了開放改革之路，觀念不能不有所調整。”所以，陳先生提醒我們，不要重犯過去“講一個人好，那個人簡直好得是一個完人；要講這個人壞，那就是頭上生瘡腳底流膿，壞透了”的毛病。
讀罷陳先生上述對清朝的兩個皇帝、一個**大臣的評價，有讓人有耳目一新、**時代之感，或曰**步入“心醉其說”之境。
他對自己在“極左”思潮泛濫下對某歷史人物評價的“偏見”，勇於糾正和擔當。如1987 年他為馬洪林著的《康有為大傳》寫的序中，曾這樣寫道：“十幾年前，我寫過戊戌維新的小冊子，也寫過康有為論文，論述康有為維新、保皇、復闢三部曲。在極左思潮泛濫下，對他變革社會政治的活動不無苛求，對他後來的行事*多微詞。如康有為自詡，‘雖三周大地，遊遍四洲，住三十國，日讀外國之書，而所依歸，在孔子之學。’我則譏之為，‘背著儒教的十字架遨遊於資本主義世界，十字架下不可能有新鮮事物，隻有懺悔。’”盡管，“諸如這樣的觸筆，在那時是隨處可以見到的”，但陳先生勇於事後反思並加以糾正以及勇於擔當，著實令人敬佩不已。他對馬洪林同志的《康有為》這部專著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一洗前書的偏見，盡可能激發歷史時代的潛光，對康有為研究做出了貢獻。” 陳先生晚年有如此這樣的心態和胸懷，作為學術界共認的歷史學家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評價歷史人物不能以**的標準要求他們。早在20世紀50年代，陳先生就撰寫了多篇有關研究歷史人物的文章，並將其集輯成《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於1955年由新知識出版社出版。他曾在書中批評那種把歷史作為“百個大錢”，你愛怎樣擺就怎樣擺，把歷史看成隨意拼湊的七巧板，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也就隻憑自己的好惡下筆，甚至為了標新立異可以**抹煞甚至歪曲事實的做法。他提出我們**應該**不是這樣，我們評論歷史人物，自有一定的“理”，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故”和“理”。他在文章中反復強調研究歷史人物應尊重史實，以史料為依據。諸如他撰寫的類似對李鴻章、光緒皇帝等人物評價的文章，無不遵循這一基本原則，限於篇幅就不一一詳述了。
收入本集的陳先生論述近代人物的文章，多數都已在報刊上發表過。隻有少數幾篇未曾刊載，如《論龔自珍思想》以及給學生講課的記錄整理稿等。其中20世紀80年代年發表的文章*多，有10 餘篇，其中對孫中山研究的文章*多，有8篇。有研究歷史人物的未被收入本集中，如《司馬遷的歷史觀》《論馮桂芬的思想》，還有的文章限於篇幅就不得不割愛了。
寫到這裡，無論作為編者還是讀者，都必須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陳先生對近代中國人物的研究的文章為什麼那麼受讀者的喜愛？除上述提到他的文章的幾個特點外，可用他在評價寫得比較好的人物傳記時所做的評論來歸納：一是長期的積累，他認為“深耕必能摘取碩果”；二是對史料的把控是否到位，隻有這樣就纔能達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境界；三是對各類人物的性格，能夠做到**慧眼，確確實實做到“知人論世”，這一點亦不是每個史學家都能真正做到的。
2018年6月24日初稿 8月25日修改於復旦光華樓西主樓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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