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健編著的《立傳(6)/傳記文學叢書》以傳記為主要媒介形式，以當代中國各個領域的**人物以及未來中國思想文化的創造者和探索者為關注對像，通過新傳記形式來書寫**人物身上的積極因素，通過具體的人物故事的書寫，進而達到弘揚民族文化精神的目標，高揚人文精神和人性的力量，講述創業人士的艱辛之路，傳達各個領域的探索成就，樹立中華民族在2l世紀必然造福於人類的自信。

李健健編著的《立傳(6)/傳記文學叢書》所提倡的人物傳記，不是傳 統意義上的史料為主的年譜式傳記，更不是新聞體的人物報道、淺層次的 人物采訪和娛樂性的八卦小道消息，而是用文學筆法寫真實的人物，敘真 實的事件，傳真實的思想，強調當代中國的民族精神和積極因素。 《立傳(6)/傳記文學叢書》面向高端，整體展現當代中國優秀的頭腦 、前沿的思想和尖端的信息；立足普及，通過文學的描述、勵志的事跡、 人性的傳達以及審美的形式，將民族的優秀人物事跡呈現給大眾，將中國 未來的美好理想介紹給世界。力求各階層讀者都可以從中獲得勵志榜樣和 人生啟迪，海外華人讀者可以從中了解中國的現狀和未來。

“為生者立傳”之意義
裝模作樣一輩子
韓石山的“自畫像”
拒*合唱的人——陳占敏傳
吟唱不止的尚長榮
女支書張雅琴
傳記文學，報告文學：分則兩利，合則兩傷——“傳記文學彙賢沙龍"之一

“蓋棺論定”的弊病還存在傳主和傳記家注重“評論”，有的傳 主奮鬥辛苦一生，往往為的是“人過留名”，希望在自己死後，得一 個好名聲。即便毛澤東也想到後人對自己的評價。如毛澤東這般對待 “蓋棺論定”的不乏其人。他們把自己的話語權**放棄，不做任何 解釋帶走了他所知道的秘密。於是，史傳家挾情論事，正則招嫌，謬 則招穢。諛言媚主有之，詆誣貶斥有之。毀之惟吾，譽之惟吾， “褒 貶由我”的狹隘心態流露無遺。實際上，傳記家在文本中並沒有評論 傳主的資格，他隻有客觀真實地“轉渡”傳主，記錄傳主外在與內在 的人生命運和心靈。
“生不立傳”恰恰妨礙了傳主立體多面、善惡兼具、復雜人性的 全面展現。盡管，古人也認識到，品騭時人，時人猶有自辯之餘地， 以供參照。戴名世曾說：“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 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辯，而不吾聽 也。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而追前人之遺跡，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 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 勿說“蓋棺論定”“生不立傳”，即便“為生者立傳”，也存 在汪榮祖所擔心的，“是以治近史者，不患資證之少，而患其不實， 必索隱探秘，以求落實；不患事之繁雜，而患介入，必超然事外，以 免偏依。”汪榮祖引用中西學者的話，阿克頓所謂史所持者“乃文獻 也，非議論也”；米什萊所謂“死者無情”也；戴國士所謂“繁少憂 患，並不敢有憤激也”。所以，無論是傳主還是傳記家都應該秉持 “我手寫我心，我手寫我見。”而不是錯誤地任其“蓋棺論定”“生 不立傳”。
“蓋棺論定”的思想在西方也有所存在。有的傳記家在傳主生 前就與其保持親密的關繫，並受到傳主家庭的資助。傳主離世，傳主 的家庭則希望作者贊美自己親人的良好品行和豐功偉績，保護傳主 的隱私，“不要說死者的壞話”。這與我國延續久遠的“忌諱”異曲 同工。中國傳記受儒家文化影響，這一傳記文化又被稱之“隱諱文 化”。即使傳記家遵循所謂“書法不隱”原則，也隻是孔子的：“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種“忌 諱”在胡適看來是中國傳記不發達的原因之一。他說：“傳記文學寫 得好，必須沒有忌諱；忌諱太多，就顧忌太多，就沒有法子寫可靠的 生動的傳記了。”延續幾千年的“蓋棺論定”實際上成了“隱諱文 化”滋生的沃土。
“蓋棺論定”“生不立傳”的理由之一，擔心“為生者立傳” 過早，有的人前倨後恭，有的人正好相反，傳主會由被頌揚被肯定走 向事物發展的反面，對人的評判不宜過早定論。汪榮祖早就指出了這 一現像，“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
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迪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這種違背真 實性的行為，有著社會與人的因素。他說：“歲遠易誣，言古史之異 同難明；時近多詭，言近史之恩怨多乖。所謂恩怨多乖者，蓋因代近 則人情有以干擾史事也……作史者，皆常人也，得無畏乎？畏則屈於 世情利害，枉飾勛榮之家矣……近世黨禁文網之嚴，雖定哀微辭，猶 不見容，又何讓於前人耶？趨炎附勢，求免神膏斧鉞，其事足憐；若 *落石取媚，嗤敗士之令德，為載筆之兇人，尤可鄙矣。”汪榮祖分 析，除了人情，還有中西文化差異，以“我見為是”構成**偏見、 種族鴻溝；種見國界之外，代近復有黨見之虞。設令司馬光、王安石 各編同時，所記南轅北轍，可未卜而先知者也……而近史去今*近， 益“為今所制”矣！然則甲黨尚青，雖赤亦青；乙黨尚赤，雖青亦 赤。色染於筆端，事迷於簡冊。近史之異同難明，豈遜於述遠哉！？ 上述現像，我國傳記有過之無不及。“蓋棺論定”對傳主來說， 通常都是葬禮上悼詞般十全十美的贊歌，於是，“高、大、全”式的 神化傳主類傳記層出不窮；反之，歷史或當代被否定的傳主，在作為 反面典型教育警醒時人的過程中，不是十惡不赦，就是一無是處，總 不能客觀公正地記錄傳主，尤其是阻止在世傳主的言說。這既有傳主 本人輕易放棄自己的話語權，對傳記重視不夠的原因，也有“蓋棺論 定”便於傳記寫作者諛言媚主、率爾操觚、安全可靠，甚至贏得豐厚 報酬。這種沒有歷史意識，隻重眼前利益的心態既不能賦予傳主生命 以無限的歷史意義，也不能使傳主經受時間的考驗，給後人解構、擊 毀傳主形像留下了有力證據。
20世紀是人類有史以來變化*大的一個世紀，其中*明顯就是 人文科學的**繁榮，研究領域趨深趨廣，各流派此起彼伏，各學科 相互滲透，學術思想的發展愈發呈現多元化。作為人學的傳記，*能 反映人的精神和時代特征。文藝復興及新古典主義時期把對形式的追 求從萬物轉到了人本身。個人對社會文化可以施加*大的影響，個人 本身(如人的心理、行為、感情)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這種對個人情 感、社會環境、心理因素的重視在傳記發展中不斷增強，傳主形像要 求其獨特性、故事性和真實性。社會進步與人的多元化發展，決定傳 記研究*加繫統化、專業化。新世紀之初，自然科學研究有了重大突 破，其影響迅速波及到人文研究，科學主義思想在傳記研究中日益顯 現。對真實傳主客觀公正地表現，就如同對真理的追尋，必須尊重科 學，破舊立新，實事求是。
當今，我們“蓋棺論定”“生不立傳”已經不符合事物發展的 規律，傳記寫作已經不能再逆潮流而上了。面對多元化、復雜化的人 類社會，隻求簡單無變的單一性，不僅心態幼稚，*是思想低弱。如 若傳主是代表**的公眾人物，也心懷“蓋棺論定”“生不立傳”的 錯誤思想，坐視敵對方誣蔑詆毀，甚至妖魔化，卻時時處於辯解表白 甚至沉默的被動地位，自身形像毀於一旦，被損毀的不僅是其個人形 像，也玷污與歪曲了黨派和**形像。11-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