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法蘭西》一書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描述了法國的文學文化傳統，以及該傳統與法國社會的緊密聯繫，而對雨果、薩特、伏爾泰等知名作家和他們作品的詼諧解讀，在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全新闡釋的同時，也向讀者們展示了法國文學文化生動有趣的一面。

本書通過對法蘭西文學史上，包括伏爾泰、雨果、薩特等諸多著名作家的生涯，以及他們所創作的經典作品的深入分析，探討了法國的國家意識和道德引領由古至今對法國文學造成的深遠影響。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解構“法蘭西文學文化”這一由體制、思想、像征、符碼等一繫列復雜因素共同構建的特殊亞文化：為何它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文學文化，也不同於法國社會中的其他亞文化；它的實踐手段和文化產品如何在民族敘事中塑造認知，又是如何支撐民族身份以及確定文化身份延續性的。 “法蘭西文學文化”對文化多樣性的展示，對多元融合概念的社會學理解，在思想踫撞不斷的當下社會，也顯得尤為重要。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哥倫比亞大學法語和社會學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文學法蘭西：一種文化的誕生》（1987）、《革命的巴黎：閱讀19世紀的城市》（1994）、《解讀味道：法國菜的勝利》（2004）、《口碑營銷》（2014）等。

序 言
平裝版序：再讀《文學法蘭西》
致 謝

前 言 文化與**
第一章 定位文學文化
第二章 贊助人制度的邏輯
第三章 制度與理想
第四章 集體策略與個人回報
第五章 幾何學精神與團隊精神
第六章 從哲學家到預言家
第七章 作為知識分子英雄的作家
結 語 偉人和感恩的**

附錄一 文化指標
附錄二 聲譽評估
補充書目
索 引

第一章 定位文學文化 但他們所做的隻是尊重藝術和文學，如果你是作家你就享有特權……擁有特權感覺不錯。
——格特魯德·斯泰因，《法國巴黎》 法國作家在巴黎公眾生活中所享有的至高無上的特權，在世界別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弗朗索瓦·努裡西耶，《重要之事》 一 凡文化都難定義。分析到頭來免不了要總結，但文化總偏愛特例。至於文學文化就*讓人頭疼：它既沒有地理上的統一性，也沒有自然界限，而它所生產出的傑作——書籍，則說不上和文學文化有多大關繫。這對法國來說也是一樣。正如保爾·瓦雷裡曾說過的，作家並不隻是寫字、出書的人。 但是，仍然有人相信事實就是這樣，法國文學中的某些因素使其特別具有法國特色；不過這種信念並不能幫助我們確定這“某些因素”到底是什麼。
比較合理的做法是必須通過比較。因而列維—斯特勞斯關於差異的定義就需要比較。 要做比較，我們並不需要成為人種學家，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特別是涉及到外國文化方面。多數的比較都很含蓄、模糊；而對文化的繫統性分析所需要的比較則應該是明確、清楚的。但應該，或能拿什麼來進行比較呢？對一個美國人來說，美國是與法國進行比較的合理，甚至“自然的”另一方，但是這種比較中*顯而易見的一類卻往往對區分文學文化無所裨益。
法國文學和美國文學的讀者們可能會感到驚訝，兩國在文學活動中的主要指標其實相當接近，例如圖書出版、書籍銷量、閱讀習慣、作家補貼、以及在各種大眾調查中給予作家的特權等。無論一種獨特的文學文化在何處，它一定不在此處。 恰恰相反的是，這些指標所呈現的相似性*肯定了所謂現代社會中民族文化無處容身的論點。一方面，各類批評家認為，大眾文化已經抹去了文化差異，大眾傳播已經使世界變成了地球村 。另一方面，在*近關於法國的討論中，西奧多·澤爾丁強調，法國人正在失去相似性，社會碎片化和寬容性已經過頭，以至於已經無法談論一種真正的法國文化了。 從書籍出版、銷售、閱讀以及作家所獲得支持等方面來看，法國和美國之間的差異比一百多年前小得多。當時法國出版的書籍遠遠超過美國；而如今，美國已經趕了上來，上述幾方面的相似性證明了現代社會文學市場的主要邏輯，而此種邏輯本身也受制於工業經濟。為了定位文學文化，我們必須著眼他處，不僅要關注社會與文學的關繫，還應該看到社會是如何達成這種關繫的。關於文化生活的問題能突出文學和文化傳統的精華所在。簡言之，我們應該構建其他指標來準確描述文化的特殊性質以及它所遵循的原則。
幸運的是，對於未來的人種學家來說，有種種跡像能幫助他們找到獨特的法國文學文化：使法國文學文化有別於他者的並不是作家可得的金錢的數量，而是這些錢的來源及功用。法國並非在書籍的總生產額與銷售額上一枝獨秀，而是在書籍的市場營銷方面顯示出獨到之處；同時，社會對作家的評價也非籠統的泛泛而談，作家是通過與上流階層甚至政府的接觸而獲得了特權。文化差異一般體現在某些像征性活動中，而不是在生產力的總體評價中；因為文化的構成總是包含了獨特事件、許多平常看來不可思議的插曲、奇聞異事、以及文化賴以描述世界的詞句轉折。這些都是文化的標志，是局外人識別該文化的符號，也是參與者認同該文化的符碼。如果仔細閱讀，你會發現即便一點小細節也能成為讀懂文化含義的關鍵。正如考古學家要辨識物體碎片或是銘文斷片，文化研究者也必須著眼於小處，通過細節來拼接起大的文化圖景。對瑣碎事物具有想像力的理解會有力促進對某種特定文化的歸屬感，而這種能力現在也正危在旦夕。
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家、文學事業的像征中找到法國文學文化的蛛絲馬跡。由於許多觀念在社會上的表達，我們得以解讀這些像征。法國紙幣上喜歡印文學家的形像。雖然不能大張旗鼓地宣揚，但既恰當又諷刺的是，據說妓女給警察的好處是“帕斯卡”（這是巴黎街頭對五百法郎的俗稱，因為五百法郎的票面上印的是帕斯卡那憂郁的面容），甚至連街頭俗語都會用上作家名字。雖說對此事的理解未必人人相同，但不少美國人的反應就跟這位埃德蒙·威爾遜一樣，認為能在巴黎街頭俚語裡聽到他*喜愛的作家的名字“是件很棒的事”，同時可能還會想到同樣的情景在美國會怎樣——曾有人想以亨利·詹姆斯來重新命名他的出生地華盛頓廣場，但此事*後竟不了了之。這和法國是多麼不同啊！在法國，年輕的讓—保羅·薩特也曾自信，文學成就可以使巴黎，甚至各省都用他的名字來命名街道。 而文學獎也從側面（有時也從正面）顯示了法國文學文化是如何在經濟條件的限制下發展的，而後者甚至改變了文學獎的邏輯。盡管法國名目繁多的文學獎對書籍銷量通常沒有太大提升作用，但其中某些重大獎項仍具有一定影響力。例如創立於1902年的龔古爾獎意在獎勵上一年出版的“*佳散文作品”，一般該獎獲獎作品的銷售額在20萬至40萬冊間——這是對市場的直接影響。在獲獎和銷量的**關繫上美國沒有任何一個文學獎（甚至是普利策獎）能與龔古爾獎媲美。其他五六個能“賣得動”的法國文學獎銷售量可能小些，但即便如此，一本“難懂的”梅迪西斯獎獲獎作品（該獎項創立目的就是為了鼓勵實驗性質的小說）也能賣出兩萬冊，這遠遠超出了普通書籍的平均銷量。而這些文學獎公布結果時的媒體曝光度，以及隨之而來的關於作品毀譽參半的喧嘩，都使文學獎成為巴黎文學季不可或缺的儀式，同時也成為作家真正的成人禮。
新聞媒體會興高采烈地報道這些典禮，而且通常會給文學盛會以廣泛關注。在法國，即便是當代大眾傳媒的龍頭老大——電視媒體，也比任何其他***關注文化、文學類節目。電視節目一般遵循既有模式和受眾偏好來制作，不會逆向而為。由於法國的電視媒體基本還處於**壟斷中，這也加強了巴黎文學帝國的地位，放大了法國文學文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