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把雍正帝置於同其前任康熙帝的縱橫比較，把雍正時代置於同當時**社會的外部及周邊世界的比較中，對雍正帝這個歷史人物、雍正朝那個時代進行*為全面客觀的歷史考察。

本書並非對雍正的整體介紹，而是就雍正朝的若干政治、經濟、文化的措施，一反前人對雍正的過度美化，從史實層面分析了雍正朝的政績，並與康乾時期進行了比較。本書作為歷史通俗讀物，既區別與小說等\"戲說\"風格，又不同於嚴肅的學術研究，從史料入手，為讀者點評當時的朝政措施，及其帶來的影響。

作家，清史研究者。先後出版《雍正稱帝與其對手》《你所不知道的雍正後宮》《雍正帝與家人》《再說雍正》；論文刊於《史林》《清史論叢》《清史研究》《紫禁城》等；熱心公益文化講座，計500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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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在閱讀了《論納諫》後有感，曾直接就忠臣與 良臣關繫一事說道：“人臣進言，固當直切無隱；人君納 諫，尤當虛懷悅從。若勉聽其言，後復厭棄其人，則人懷 顧忌，不敢盡言矣。朕每閱唐太宗、魏征之事，嘆君臣遇 合之際，千古為難。魏征對唐太宗之言：‘臣願為良臣， 毋為忠臣。’朕嘗思忠良原無二理，惟在人君善處之，以 成其始終耳。” 湯斌為江蘇巡撫時，就把康熙帝“以民為本”“民意 即天意”作為為官執政的**要領：“凡諸便民者，皆奏 請行之，見屬吏，必反復丁寧，告以君命不可負，民命不 可殘。” 不僅康熙朝的大員必須以康熙帝“以民為本”“民意 即天意”作為為官執政的**要領，康熙帝的第二代接班 人乾隆帝在執政五十八年時，也再次重申了這一點。乾隆 帝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己酉（二十日）鼕至第二日， 乾隆帝對大臣諭旨：“朕自御極以來，惠愛黎元，加恩海 寓。凡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漕糧二次。此外，偶遇水 旱偏災，隨時蠲免賑恤者，又不一而足。敬念聖祖仁皇帝 御極六十年……朕繼承統緒。於重熙累洽之後，惟日孜孜 ，無刻不以民依為念……彼時大臣中或以經費有常，儲蓄 宜裕為詞者。似為國用起見，易於動聽。而不知民為邦本 ，為民、正所以為國，其言斷不可聽從也。至為治之要， 首在用人，而人纔究以正途為重……倘復有奏請開捐者， 即為言利之臣，*當斥而勿用。” 乾隆帝在執政近六十年之際，他懷念並*為敬重的， 是皇祖康熙帝；他公開宣布，他繼承、奉行並堅持推行的 ，仍是皇祖康熙帝“以民為本”“民意即天意”“君命” 與“民命”並舉並重的君民治國理念。
對臣屬的取舍好惡，究竟是以是否忠於皇上為先，還 是以民輿民心為重，康熙帝的立場態度是**顯明、堅決 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康熙帝在提到張鵬翮 、彭鵬、郭誘等官員時說：“臣下之賢否，朕處深宮，何 由得知？緣朕不時巡行，凡經歷之地必咨詢百姓，以是知 之。” 又雲：“凡居官賢否，惟輿論不爽。果其賢也，問之 於民，民自極口頌之，如其不賢，問之於民，民必含糊應 之。官之賢否，於此立辨矣。” 康熙帝並未將忠君列為**條，官做得好不好，首先 要問老百姓，這實際上已經回答並解決了忠臣與良臣孰優 孰先的問題。何為良臣、好官？“不取非義之財，一心為 國效力，即為好官”。
康熙帝的良臣、好官的標尺十分簡單明了，但真正做 到、做好，也非易事。
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26歲的康熙帝就對在 廷眾吏說：“人臣事君全在辨心術之公私，今爾諸臣之纔 皆能料理政務，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為國者少。若諸臣 肯洗心滌慮，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和衷協恭，實盡職業 ，庶務何患不就理，**何患不治平哉。”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十三日諭部院大臣：“從 來君臣之分雖甚尊嚴，上下之情貴相浃洽。嘗觀唐宋盛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