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天國之秋(精)（共2冊）

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城鎮(尤其是麻城，但偶爾也包括其他城鎮) 是**政權在當地的代理人的居所。它們是政府國庫和法庭的所在地，是該縣評估和征收稅款的地方，也伴隨著(我們將看到) 可能引起的各種怨恨。它們是政府軍隊的來源地——不僅是在和平時期維持鄉村治安，由知縣、同知和縣丞率領的小股部隊的來源地，*重要的是在動亂時期充當 *大規模軍事力量的基礎。我們將會看到，麻城歷史為這一原則提供了充分的證據：統治者守衛築有圍牆的城市，而將鄉村留給自己的敵人，或者確切地說，在撤到城裡之前采取措施防範對鄉村的大肆搶劫(清野)。這意味著要全面滿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例如，1858 年麻城知縣致書湖北巡撫胡林翼，詢問面對太平軍的進攻該如何處理糧食供給問題時，胡的答復殘忍而直率：“至城守以積儲米糧為**，城中各富戶租谷，應勒限搬入城內。”(而不是留在或運往鄉村救濟鄉民。)不僅如此，從蒙古人到國民黨的歷屆政權，總是將中心和西南地區的城鎮當做根據地，借以 “肅清”該縣邊緣地區驕橫的反叛者。
所有這些因素還使得城鎮成為鄉村襲擊的首要目標，這也是麻城歷史上不斷出現的主題。來自內部或外部的威脅出現時，中心平原和舉水河谷的精英會大批湧入城鎮避難。他們在那裡為鄉村民眾是否可以信賴而煩躁不安。自己的佃農會不會逃亡而讓土地拋荒？他們會不會成群湧向城鎮？或者他們會不會轉向叛亂者那一邊？面對外來的武力，鄉村民眾究竟是精英們可以信賴的同胞，還是敵人的“內應”？負責麻城防務的帝國官員一再報告了這些被圍困的城鎮和城郊精英的恐慌情緒。
也許沒有人比孟廣澎*好地表達了這種心態，他是出生於當地的一位全國知名的社會科學家，應國民黨縣政府之邀為1935年的縣志撰寫了序言。孟回顧他所看到的歷史教訓，識別出了一種重復出現的事變模式：由失學年少者和無業奸民組成的烏合之眾從該縣的山區沿界向下流竄，給正直而富有的平原居民帶來難以形容的災難。
但湊巧的是，麻城縣鄉村一城市或者中心一邊緣的動力機制還要復雜得多。麻城人文生態的顯著特征之一，是在動亂時期存在著駐扎精英、掌握財富和擁有食物補給的一種有圍牆的安全避風港，它們在帝制晚期發展迅速，這就是寨或堡。隨著故事的推進我們會詳加論述。這些築有工事的鄉村居住區，有時甚至會**改變在社會動亂時期獨自盤踞在城市中心的官員和文人精英的傳統習慣。這並不是說麻城的主要城市和集鎮沒有受到圍攻——它們確實經常被圍攻。但當這種情形發生時，城市顯貴們在** 的情況下其實會放棄城市，藏身於一處山區堡壘，就像1234年該縣遭到蒙古人蹂躪時南宋縣令所做的那樣。這可能意味著，鄉村叛亂者們控制了他們所奪取的城市，卻又陷於朝廷官員和堡寨精英的聯合圍困之中。它還意味著，來自麻城某一邊緣地區(*典型的是東山丘陵地區)的鄉村強人並未被排除在以縣城為中心的行政機構的防御事務之外，反而或應邀或主動地實際負責這類事務。在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們將探討這種復雜的機制。
常規的暴力本書的歷史敘事難免會突出麻城縣大規模暴力的間歇爆發。的確，歷史學家不能不被該地(它在其他方面並無獨特之處)非同尋常的狂暴、兇殘以及在全國性或地區性社會動蕩時卷入血腥衝突的人口規模所打動。但對這些時刻，我們需要*多地探討日常狀態，強調這些*大的“爆發”是怎樣嵌入麻城人文生態的——暴力在這種生態中普遍、持續、常規地存在著。如晚明的造訪者王世貞所寫的那樣，該地鄉俗暴戾好鬥，目無法紀。
我們已經看到，麻城縣在任何時期都是一個危險的地方。長期存在的禍害是通常所稱的土匪。土匪從未真正離開麻城的丘陵地區，但當地文獻中的大量報道揭示了其規模和強度的消長。考慮到整個中國歷史*大規模的動亂模式，這些趨勢並不令人驚訝。我們在明代中期(15世紀70年代)**看到定期活動的麻城土匪，到兩個世紀後的 17世紀70年代，他們在清朝統一過程中仍是一個日益重要的話題。當地文獻總是抱怨政府官員和鄉村士紳在土匪活動中串通一氣，這證實了大衛 ·羅賓遜(David R0binson)的發現，即至少到19世紀，精英的庇護對於鞏固帝國的“暴力經濟”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1673年鎮守岐亭的清初“模範官員”於成龍，想出了一個極其果斷的辦法來識別並摧毀這些庇護網絡。他直接派自己的部隊抓來了九個有土匪嫌疑的人，然後召集當地文人開會，問是否有人願意在於面前為任何嫌犯擔保。隻有兩人得到了擔保。同樣富有戲劇性的是，接下來於有條件地釋放了剩下的七人，派他們作為自己的私人代表去鎮壓該縣其他土匪的活動。
和明代相比，土匪在“盛清”時期顯得異常沉默，這有力地證明了王朝鼎盛時期的治安權力，特別是(我們將看到)這種權力在地方上的執行。由於19世紀中期的叛亂，我們又開始聽到定期活動的土匪，這一問題在整個民國時期迅速蔓延並日益嚴重。直到20世紀50年代，新生的共產黨政權還不得不從位於麻城、黃安邊界的指揮部發起異常堅決而持久的“剿匪鬥爭”。
土匪蹂躪該縣，時常對農業造成災難性的破壞。
他們毀損交通，使該縣商業凋敝；販賣私鹽(雖然出人意料，但沒有什麼證據表明這個邊緣地區卷入了賣淫、鴉片及其他營生)；綁架當地精英，勒索贖金；焚燒當地寺廟。掠奪者常常翻越大別山席卷此地(如我們所見，有時多達數萬人)，搶劫乘馬崗這樣的北部市鎮。但土匪也會劫掠並不時占領*發達的南部城鎮——宋埠、岐亭和白果。1512年，他們占據了縣城。1927年春，麻城和黃安被統一戰線的革命軍占領，他們再次包圍了這兩座縣城。1926年，在 *大膽的一次行動中，兩名當地土匪被叛變軍閥袁英任命為聯團營長，司令部設在該縣孤兒院(並將其資產據為己有)，連續數月有繫統地向縣政府、當地商人和鄉鎮“自治”組織勒索財物；縣自治局** 江化龍(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士紳英雄)奮起抵抗，結果和他的兒子一起被綁架、殺害。
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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