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城市的士紳化，是指在西方發達**城市中心區的*新中出現的一種社會空間現像，其特征是城市中產階級以上階層取代低收入階級重新由郊區返回內城（城市中心區）。尼爾？史密斯是西方士紳化理論的開拓者和重要闡釋者，而《新城市前沿》則是理解西方城市士紳化及階級對立的代表性著作。本書對西方發達城市重構和轉型的理論闡釋和經驗總結，對於中國主要城市的舊城改造和轉型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書是一部有關城市重構和轉型的重要學術著作，它從階級分析的視角解讀了西方主要城市在20世紀的轉型努力。傳統觀點認為，士紳化是新中產階級出現的結果，是城市生活的一種需求；而本書認為，士紳化是20世紀後期政治、經濟、文化巨大轉型的一部分。作者巨細無遺地記錄了士紳化所造成的新城市前沿的衝突，探討了城市政策、投資模式、驅逐和無家可歸之間的相互聯繫，並由此得出結論：自由主義的城市政策已然失敗，20世紀80年代的金融繁榮也已結束，20世紀末的城市變得更加黑暗和危險。城市的公共政策與自由市場聯合起來，共謀反對少數族裔、勞工、窮人和無家可歸者，這是從未出現過的情況。在新興的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士紳化已成為這種復仇政策的一部分。

[英國]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1954—2012），英國地理學家，1982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任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人類學和地理學特聘教授，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擔任地理學教授、當代文化批評中心代理主任。

前 言
致 謝
導論
第一章 “B大道上的階級鬥爭”：狂野西部般的下東區
第二章 士紳化是個髒詞嗎？
**部分 構建士紳化的理論
第三章 本地視角：從“消費者主權”到租金差距
第四章 **視角：不均衡發展
第五章 社會視角：雅皮士與住房
第二部分 **化即本地化
第六章 市場、政府與意識形態：費城社會山
第七章 第二十二條軍規：哈萊姆的士紳化？
第八章 普遍性與例外情況：三座歐洲城市
第三部分 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
第九章 描繪士紳化前沿
第十章 從士紳化到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

參考文獻
索 引

第十章　從士紳化到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 20世紀80年代的樂觀精神，就像加長型轎車般先是被1987年的金融危機追尾，兩年後又被經濟衰退**撞毀。房地產經紀人和城市評論家迅速地開始使用“去士紳化”的語言來表示90年代城市變化的明顯逆轉。“隨著房地產繁榮在曾經士紳化的街區相繼破裂，”一家報紙的記者寫道， 曾經在這些街道呼風喚雨的合作公寓的開發者們和投機者們……都陷入了困境。反過來，這讓一些居民抱怨安全性差，房屋維修保養以次充好。有些居民則抱怨因為銀行對他們的建築取消贖回權，曾經價格昂貴的公寓賣不出去了。
“去士紳化，”一位紐約經紀人解釋說，“是士紳化進程的一種逆轉。”20世紀90年代和80年代不同，“沒有對拓荒性的、過渡性的和新近發現地段的需求”。他認為，很少的幾宗房地產交易也都集中在“黃金區域”（引自Bagli，1991）。“在70年代，理論上來說，少數士紳化了的地區將有輻射作用，提振鄰近地區”，但是“那並沒有發生”——另一個評論員說道。人口普查局人口學家拉裡？朗說得*直接，“士紳化已經成為過去”（引自Uzelac，1991）。
媒體宣告士紳化已經終結的論調，也開始在學術文獻中得到*多的支持，評論家們在任何說到士紳化的情況時通常都比媒體記者說得*平凡無趣。在一篇有關加拿大個案研究的立論清晰的論文中，拉裡？伯恩預見到了在那幾個城市裡“士紳化的滅亡”，他認為，即使是在80年代這些城市中的士紳化也隻有很輕微的意義。士紳化“相比於過去，在90年代作為社會變化的空間表達將是不太重要的”（Bourne，1993：103）。他認為，過去的十五年間是 北美地區戰後城市發展的一個***的時期。這個時期有嬰兒潮、教育水平上升、服務業就業和真實收入快速增長、大量的新建家庭、現房增值、公共部門異常慷慨、建築環境中的大量（投機性的）私人投資，以及高層次的外國移民。除了*後一種情形，這種環境已經沒有了。（Bourne，1993：105—106） 在一座發展*加不均衡、*加兩極分化且*加隔離的城市中，“後士紳化時代”將經歷“士紳化的比例和影響”大幅下降的現實。
“去士紳化”這個詞的出現和士紳化將消亡的預測，是*廣泛的“城市衰落話語”中的一部分（Beauregard，1993），這種話語已經重新成為90年代（尤其是在美國）城市生活中公眾表達的主流。從歷**看，根據博勒加德的看法，這種有關衰落的話語已經“不是對於無可爭辯的現實的客觀報道”，相反，這種話語“從思想上塑造我們的注意力，為我們應該如何反應找到了理由，也講述了一個20世紀美國城市命運的故事—清晰易懂、引人入勝、讓人放心”（1993：xi）。這種話語在90年代的復興充滿戲劇色彩。在70年代，特別是80年代期間，白人中上層階級對士紳化持樂觀態度，他們認為士紳化能夠以“開拓者”（主要是白人）的名義收回“新城市前沿”，這種樂觀態度在那時候明顯調節了有關衰落的話語。而如今這一切都一去不復返了，代替它的是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
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 在90年代，有增無減的犯罪、暴力、**、失業、移民、腐朽墮落—全都帶有恐怖色彩—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城市復仇主義的腳本。19世紀末的法國復仇主義者針對法國人民發起報復和反動攻勢（Rutkoff，1981），為目前美國的城市主義提供了*恰當的歷史借口。這種復仇式的反城市主義，代表了隱匿在公民道德、家庭美德和街區安全的民粹語言中的對所謂“盜竊”城市的反應，以及在面對一繫列特權受到挑戰時的拼命防守。*重要的是，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表達了中產和統治階級白人感受到的種族、階級和性別恐怖。遭到蹂躪的房產市場、失業的現實威脅、社會服務大量抽離、少數族裔和移民群體的突然出現，以及婦女作為強大的城市行為者出現，所有這些都令白人突然被卡在原位不能動彈。這也預示著他們對少數民族、工人階級、無家可歸者、失業者、婦女、**戀者以及移民的惡意反應。電視節目聲嘶力竭地不斷宣揚著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80年代的“黃金時代的士紳化”（B.Williams，1988：107）已經被對日常生活中明顯的危險和暴力的痴迷描述所取代。當地新聞節目（如“警察”、“硬拷貝”、“911”等），整個有線頻道傾力打造的“法庭電視”、談話類節目、民兵廣播和像拉什？林博這樣的新進毒舌，都將欲望與復仇融化成為不安全身份的解藥。連續十六個月每天報道 O. J.辛普森案的審判以及他*終的無罪釋放，這隻是進一步鞏固了報復性反應的種族拓撲結構，而真正要傳遞的信息是，階級和金錢強大到足以取代種族，以及婦女是***的失敗者。顯然，報復欲望是如此**，以至於在加州的一群律師和投資者集合起來在付費電視頻道上明確提出要“本月執行”。（“生產組……”，1994） 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代表著對一種城市生活的反應，唯利是圖且不受控制的**助長了危險和殘酷，一波又一波地不間斷復發，這也定義了這種城市生活。其實，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社會關繫再生產已經犯下了令人驚愕的錯誤（Katz，1991c），然而對此的反應卻是惡意地重申此前導致這種問題的相同的壓迫和規定。“在美國，”吉爾摩爾引用阿米裡？ 巴拉卡的話說道，“真實的和想像的社會關繫在*嚴格的種族/性別等級制度中表達出來，‘再生產’實際上是生產及其副產品，恐懼和憤怒服務於‘改變相同的’，即美國民族主義的本地種族隔離”（Gilmore，1993：26）。
第三世界的城市有很長一段時間在西方被看作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相似類型，自然和人性對墮落和放蕩的民眾習慣性地采取惡性報復行為。“群眾分組”或人口**這類生態反動派和優生學的語言—**再次死灰復燃—同正義沙漠的潛臺詞交織在一起：西方媒體上定義這些城市的瘟疫、地震和人類屠殺時都呈現為自然（人類或相反）對人類某些致命缺陷的報復。在裡約熱內盧的有組織謀殺街童，在孟買的印度教徒大肆屠殺穆斯林，在南非德班的選舉前屠殺（冒充是部落戰爭，但南非安全部隊火上澆油），在巴格達因為美國於1991年和1993年的野蠻轟炸後產生的混亂，以及在盧旺達的令人瞠目結舌的暴力事件—這些事件和其他許多戲劇性事件讓第三世界城市在西方觀眾心中留下了固有的觀點，認為這些地方即便不是經常莫名其妙地發生不同尋常的暴力事件，至少也是天生充滿了報復性的、可悲的但往往又有正當理由的暴力。但是，90年代的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多的是關於如何重新發現城市中的敵人。
現在回想起來，在1987年出版的《夜都迷情》中，湯姆？沃爾夫對紐約進行的深入剖析和描繪，已經引人矚目地宣告了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出現。這本書以及後來被搬上銀幕的同名好萊塢電影，講述了一個昔日的“宇宙之主”衰亡的故事—一個華爾街交易員的世界由內部崩潰的故事。在這個對80年代紐約急劇轉型過程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多加揶揄的故事中，虛構的主人公謝爾曼？麥考伊是上流社會體面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清教徒後代，住在花園大道，似乎無意之間成為一個從麥考伊和他的階級那裡偷走的世界的受害者。在遙遠的布朗克斯發生了一起黑人少年死亡的車禍之後，麥考伊開始面對一個由移民、新上位的強勢少數族裔政客和牧師、布朗克斯法院的卡夫卡式法律官僚所組成的世界。盡管他所在的階級強而有力，盡管他有著廣泛的社會關繫，盡管他有數以百萬計的金錢—沃爾夫猜想，也許正是因為有了它們—他卻無法從一樁他甚至都沒有犯下的罪惡的負面影響中擺脫出來。沃爾夫保留了主人公對哈萊姆教堂中的非洲裔黑人教士的厭惡之情，很容易辨認出來這是以一個真實人物為藍本的。然而，不管他對麥考伊的階級自大的起訴書抱有多大的諷刺意味，《夜都迷情》仍然是一個上流社會白人男性在一個不再由他**控制的世界中毫無道理地成為受害者的故事。
過去的幾年裡，已經出現了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許多變種。一家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雜志轉載了邁阿密作家卡爾？哈森的作品，他的犯罪小說描繪了聳人聽聞的“邁阿密罪惡”。哈森自己是第二代挪威移民，在他看來，邁阿密的罪惡直接源自人口過剩： 直到我們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間，直到這裡的人口規模變得足夠容易管理，否則我們永遠不會打算拯救這個地方。這裡的生態無法支持400萬生靈。沒有足夠的水，沒有足夠的土地。我們已經如此緊密地被捆扎在一起，所以現在這種可怕的暴力犯罪一下子爆發了出來。它可能是以某個夏天的種族暴亂的形式出現；它可能隻是隨機殺人。我懷疑很多人十年或十五年前搬到這裡時不會想到自己有**得給窗戶釘上防護欄，去趟雜貨店得隨身帶上釘錘，要擔心被車劫持或者從機場回家的路上被人搶劫。這都是因為人太他媽的多了。（引自Rudbeck，1994：55） 雖然說主要的少數族裔移民（來自海地、古巴、哥倫比亞、加勒比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移民）是哈森的首要打擊目標，但他並不是堅定的種族主義者。“就我而言，”他在提到馬可這個吸引了大量歐洲、加拿大和美國中西部遊客以及加勒比和拉丁美洲人的度假勝地時說道，“這將是一個戰術核打擊的好地方。”（第54頁） 將犯罪、移民和“人口過剩”歇斯底裡地扯在一起，這種方式也許可以寫出一篇不錯的小報文章，但從科學的角度來看肯定不好。犯罪已成為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核心標志，*何況對犯罪的恐懼和現實是不同步的。“犯罪已經**醫保和‘經濟’成為當前公眾的*大焦慮，”露絲？威爾遜？吉爾摩爾這樣認為， 即使有很多報告都提到近年來平均犯罪率已經在下降，然而在當代美國，犯罪起到了雙重轉移作用。首先，在工資越來越難掙的時候，犯罪是人們生活混亂的癥候……其次，通過識別出敵人，隻要將其鎮壓下去就會恢復安全，轉移因為經濟上的不安全感造成的眩暈而給人們帶來的恐懼。（Gilmore，1994：3；另見 Ekland-Olsonet al.，1992） 發生在東西海岸的兩樁事件—都帶有階級和性別纏繞的種族和民族主義特征—像征著在90年代初期美國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出現。洛杉磯在80年代被廣泛宣揚為代表了下個世紀全新而本真的太平洋城市生活，然而在1991年，四名警察在殘忍毆打羅德尼？ 金卻被判無罪後發生的暴亂，讓媒體長期以來習慣性地將“騷亂”簡單地解釋為黑人攻擊白人的努力化為烏有。媒體對暴亂的解釋陷入種族偏見的套路，連篇累牘，震耳欲聾，但*終並不成功，因為用邁克？戴維斯的話來說，它是“一次**混雜的暴亂，可能是美國現代騷亂歷史中的**個多種族暴亂”（Davis in Katz & Smith，1992：19；另見GoodingWilliams，1993）。同樣，在洛杉磯暴亂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紐約世貿中心—作為70年代市區重建（和由此涉及的大規模流離失所）以及80年代**城市化的標志—**案讓《火燒摩天樓》電影中的圖像變為現實，並引發了媒體追捕“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排外狂潮（Ross，1994）。雖然大樓的安全繫統**失敗致使其被描述為“病態城市”的“病態建築”，但世貿中心**案在**舞臺上鞏固了美國城市生活與野蠻暴力（恐怖）之間的聯繫。就連平時精明的批評家保羅？維利裡奧也認為世貿中心**案“開創了恐怖主義的新時代”— 一個**過去的想必*好的“恐怖均衡”的“非均衡時代”（Virilio，1994：62）。（這裡忍不住要偏一下題，我們過去曾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即均衡與不均衡之間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站在哪一邊。）不管怎樣，連《紐約時報》都加入了歇斯底裡的排外隊伍。在報道對外國同謀者的搜尋時，《紐約時報》漫不經心的誇大之詞被誤以為是無可辯駁的事實—“被控陰謀炸毀紐約市的鈴聲”（Blumenthal，1994）。這可不僅僅是“曼哈頓工程”那麼簡單。
兩起後來發生的事件不僅進一步鞏固了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在美國城市的出現，而且鞏固了這種復仇主義不可避免地大行其道的**環境。當巴魯克？ 戈爾茨坦博士—一個來自加沙西岸定居點的美國猶太人—在1994年2月25日用機*掃射希伯倫清真寺並且殺死29名參加齋月祈禱的巴勒斯坦人時，《紐約時報》的回應是探討許多以色列人對大屠殺感受到的情緒騷動和尷尬（Blumenthal，1994）。很少有對這起事件的性質進行繫統性的診斷，大多數人將之歸罪於戈爾茨坦的“情緒不穩定” —一種不幸的心理狀態。相比之下，對於《紐約時報》和它的大部分美國讀者來說，被殺害的巴勒斯坦人在媒體報道中連名字都沒有—想必也是不重要的；隻是作為一種遲來的事後補救，美國新聞界的某些媒體在報道中終於說出了他們的名字。他們的遇難人數也沒有統計（好幾天來，人員傷亡報告有人估計是22人，有人估計是43人，好幾周之後美國新聞界纔雜亂無章地確定29人的官方數字）。
不到一個星期之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名*手對著布魯克林大橋上一輛坐滿正統儀式派猶太人的面包車開*射擊，造成一人死亡。盡管這是一起與之前事件截然相反的暴力事件，但這一事件引起的媒體和公眾反應從模式上看與之前的驚人相似。市長朱利安尼和紐約媒體再次把注意力放在生活在紐約的正統猶太人的“憤怒和痛苦”上。他們推測—或者拒*推測—認為：“攻擊可能隻是針對幾十個穆斯林在希伯倫被殺害而匆匆展開的報復行為。”當紐約市警察局拘捕拉沙德？巴茲後，這樣的猜測進一步增加，《紐約時報》確認了巴茲“外國人”的身份—實際上他是簽證已經過期的黎巴嫩公民—並指控他謀殺。事實上，這樣的指控並沒有找到事實聯繫，但是旁敲側擊地提醒人們注意巴茲外國人的身份，又讓人們覺得這樣的聯繫無處不在：“他的財產包括一串伊斯蘭念珠和其他宗教用品，以及一張關於黎巴嫩**案的新聞剪報。”《紐約時報》如是報道說。黎巴嫩，希伯倫：有什麼區別嗎？ 這起案件立刻被宣揚為民族暴行。這個詞是很重要的。假如它是夜間發生在布魯克林區的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這樁案子*多不過是被記錄在警方的電腦中，當成一起當地的“飛車*擊”案子。如果涉案雙方是非洲裔美國黑人，《紐約時報》甚至都懶得問津，*別提什麼上升到全國關注的“暴行”—這不過是又一起貧民區的謀殺案罷了。如果涉案雙方可能是同化的美國白人，特別是如果受害人（或*手）是從某個受人尊敬的上層中產階級郊區來到紐約市的話，那有可能會引起多一點的媒體報道和焦慮。那麼，是什麼讓布魯克林大橋殺人案如此具有像征意義呢？除了表明**政治鬥爭既在貝魯特上演也可能發生在紐約街頭以外，*擊案證實了一直普遍存在的把內部“敵人”—阿拉伯裔移民—宣布為來自外部的做法。其次，對儀式派猶太人的攻擊立刻讓大多數猶太人的受害者身份得到恢復，抵消了因為希伯倫大屠殺導致的不和諧影響。
人們迅速而廣泛地把這起案子和兩年前的皇冠高地案展開了比較。兩年前，一名黑人小孩被闖紅燈的儀式派猶太年輕人碾死；在隨後的騷亂中，一名年輕的澳大利亞儀式派猶太人被打死。在該案中，當地黑人廣泛指責警方*加關注保障司機，而不是送孩子去醫院，而儀式派成員則指控防暴警察故意不平息隨後的暴動。後者的指控針對時任紐約市市長戴維？ 丁金斯和他的警察局長，這也成為1993年市長競選的中心議題。新獲選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恰好是白人—也是60年代末期羅伯特？林賽以來的**位共和黨市長，在90年代中期牽頭推出了特別的恢復失地運動者的城市政治。
第二個例子是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馬城聯邦大樓的**案，它代表了另一類型的對立面。巨大的**聲中有168人遇害，這起案件很快就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宣傳為“在美國心髒地帶進行的恐怖襲擊”，好像在暗示不僅是紐約和洛杉磯的美國人容易受到**恐怖主義襲擊。在**發生之後的幾小時裡，聯邦調查局對據說被目擊從現場跑出的“兩名中東男子”展開了大規模搜捕。媒體找到各種樂於助人的“專家”，宣稱這起**案具有“中東恐怖主義”的所有特征，並以此為證據展開了一繫列令人眼花繚亂的陰謀場景。美國穆斯林遭到騷擾，伊斯蘭世界內部也有人譴責宗教**主義者可能是肇事者。有兩人湊巧開車去俄克拉荷馬希望*快地拿到移民歸化局的移民文件，結果被警察抓了，因為其中一個剛從倫敦飛來的年輕人有“中東血統”—兩人因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而被關押了數天。
過了幾天之後，這種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應則被一種令人驚愕的反應所**。蒂莫西？麥克維—一個從歐洲移民的右翼**分子，同反政府武裝有聯繫的前陸軍軍校學員—作為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了；隨後第二個犯罪嫌疑人也被逮捕。盡管有媒體拼命地猜測他們是被人利用了，“中東恐怖分子”纔是罪魁禍首，但是越來越明顯，應對俄克拉荷馬城**事件責任的人是白人男孩，來自美國中西部而不是中東。“心髒地帶的恐怖襲擊”因此立刻呈現出*險惡的含義。實際上，這種含義是無法讓人在瞬間就接受的。從俄克拉荷馬州到華盛頓特區，對許多人來說，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孩子”應該對被廣泛宣傳為美國歷***嚴重的恐怖主義負責—這種想法實在是糟糕透頂。他們似乎在說（某一時刻不經意的自我流露），“國外的阿拉伯人”可能因為仇恨美國而犯下**案，這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是很多官員、記者和受訪者脫口而出的“我們自己中的一員”干的，這是無法理解的。話語在一夜之間轉變到關注民兵組織成員的心理狀態和反政府襲擊的非理性上，甚至在共和黨**的國會也對此保持沉默—即便國會借助肮髒的反政府言辭**了對窮人和工人階級的美國人、婦女、少數民族和移民的惡毒攻擊。其結果是，直到政府在對韋科（針對戴維派）采取的致命暴力行為和在紅寶石嶺反對白人至上主義者采取的暴力行為舉行聽證會時，他們纔開始挽回形像。
我們對於俄克拉荷馬城**事件的這種普遍立場明顯有許多疑問。什麼纔算是“恐怖主義”？哪些被我們故意遺忘了？在美國歷**，奴役和私刑算不算*殘酷、*持久的恐怖主義？哪些人可以算作“我們自己”？假如犯罪嫌疑人是黑人而不是白人的話，“我們”和“他們”的解讀會不會有所不同？但除了這些，即使是*憤世嫉俗的評論員也可能無法預測國會會突然啟動立法程序打擊恐怖主義。作為針對俄克拉荷馬城事件的回應，克林頓政府提出的反恐立法（由國會積極推動）當然包括一刀切地恢復70年代以前聯邦調查局廣泛使用的監視監聽權力。但是，對於政府和立法者們來說，*寶貴的是大量打擊“外國恐怖分子”的規定；除了其他規定以外，美國政府有權（幾乎是隨意的）將某些“外國”組織劃為恐怖組織，美國公民成為這些組織成員或者從財政上支持這些組織都是犯罪行為。這些立法傳遞出來的信息是明確的：的確，**恐怖主義可能是實際上為俄克拉荷馬城事件負責的，但那是一個異常情況；外國恐怖分子纔是真正的威脅，因此他們纔是新的反恐立法的適當目標。
其實，我們很可能會想起梅內赫姆？貝京。在1983年貝魯特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事件後，美國**因此出現一些反猶太人言論時，他說道：“異族人殺死異族人，但他們仍然指責猶太人！”他也因而一舉成名。在俄克拉荷馬城的事件中，美國人殺死美國人，但他們仍然指責“外國人”。
在90年代城市出現的報復反應，代表了80年代末城市樂觀主義的破滅。對於許多過去十年中功成名就的雅皮士來說，90年代是經濟收縮且許多不切實際的願望慘淡受挫的時代。對於將雅皮士生活視作力所不能及但心向往之的大多數人來說，真正感到*望的是1988年至1992年間的經濟衰退。這場經濟蕭條不僅影響就業和工資收入，也讓房地產行業遭受重創—房地產行業不僅**經濟繁榮，也是經濟螺旋式上升的核心像征。就像戰後經濟繁榮的標志是郊區家庭生活一樣，士紳化和城市快節奏生活就是80年代的雅皮士願望的標志。
當然，這些都不是新鮮的主題。反城市化在美國公眾文化中根深蒂固（White & White，1977），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把美國城市描述為叢林和原野—如卡斯特（1976）所言的“狂野之城”—的這類修辭在80年代並沒有**消失，而且常常伴隨著與之格格不入的救贖性的士紳化敘述。真正新鮮的是，這一整套的“恐懼和憤怒”（Gilmore，1993：26）言辭在多大程度上再次壟斷了城市生活的公共媒體視野，復仇的美國城市在多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一種固有的**產品。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到世界貿易中心大廈，美國不管是真實還是虛擬的邊境安全性都已消散。歷**歐洲社會黨移民曾被確定為在攻擊美國城市民主的組織結構，從而在20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初出現了城市的反派化，自那以來，美國的反城市化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清晰地受到**關注。無論是看似巨大突破的核攻擊，還是冷戰時期的麥卡錫主義，這些都沒有讓人們產生美國城市化容易受到內部攻擊這樣的認識；而對於他們來說，60年代的民權運動暴動盡管對城市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挑起了“白人逃亡”這樣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表述，但它也隻是代表了一個主要同反越戰有關的**問題。
也許令人驚訝的倒不是一種新的反城市主義表現出不大願意承認過去二十年來當地經濟社會的**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媒體對美國城市—至少從資金、文化、商品和信息流動來說表面上是世界上***化的城市—的自我呈現是如此繫統化，繫統到能夠將美國城市生活的成就和危機同**事件隔離開來，尤其是同因為美國對外軍事、政治和經濟政策造成的**事件隔離開來，並且做到了真正的隔離。毫不誇張地說，美國城市的**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一方面認識到資本和市場的聯繫，另一方面認識到那些真實而懷舊的點綴著城市景觀的“小意大利”、“小臺灣”、“小牙買加”、“小聖胡安”等社區—仿佛在街區（工人階級）層面裝點門面似的體現出“**主義”，同時又在整個城市範圍內堅持“美國主義”。不過，對美國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解讀，現在是本能地既是本地的，也是**的；而且如果說過去是孤立和隔*的話，現在也已經不再孤立或隔離。
湯普金斯廣場公園之後：紐約無家可歸者的戰爭 在20世紀80年代，紐約上西區的房地產市場和下東區一樣火爆異常，但是到1989年的時候還是經歷了士紳化的顯著緊縮。其實，“去士紳化”這樣的說法好像就是從這個街區發源的。士紳化速度放緩，也讓無家可歸者比例下降，租金上漲頻率放緩。雖然對於實際數字還有分歧，大多數評論家認為，紐約市整體上的無家可歸人口從90年代初以來已趨於穩定。但是同樣的，對於無家可歸者的人文關注—*初是因為80年代無家可歸現像的不斷擴展而激起，並經由上西城這樣的街區培育—現在開始消散了。
“我們不是自取滅亡的自由主義者了”，一位社區活動家在《紐約》雜志關於“上西城的衰落”的封面報道中如是勸誡。從傳統上看，《紐約》是沉悶的《紐約客》的*加自由主義化的副本。這本雜志一直倡導各種自由事業，所以自60年代起就在經歷了一波又一波士紳化的上西城擁有大量擁躉。但是，《紐約》顯然厭倦了無家可歸現像。作家傑弗裡？戈德伯格哀嘆士紳化的冷卻和小企業的不斷破產，也提出過去幾年間大量無家可歸者因為受到各可使用的社會服務的吸引而擁入這一街區：“小企業不再是上西城的**產業，無家可歸者纔是。”（Goldberg，1994：38）他心急火燎地害怕被說成是種族主義者，迅速地引用了城市政策的“環境種族主義” —這些城市政策將無家可歸者和其他社會服務設施大量集中在貧民區，同時有力地爭辯說**不應該提供這些設施。並且，他得到了一位共和黨“社區提倡者”的支持，而*引人矚目的是這位支持者竟然是黑人： 不動腦子的自由主義態度總是盯著無家可歸者，然後說：“我們必須在這裡容納他們。”然後第二天早上你醒來，大街上的無家可歸者*多了—因為我們容納越多，城市就給我們送來*多。不久，這片街區將**被社會服務站所占據，價格昂貴的合作公寓裡也到處是人。（Goldberg，1994：39） 但是，如果紐約的“無家可歸者的戰爭”在地理上有個重點的話，那肯定是在下東區，說得*具體一點，是在湯普金斯廣場公園。並且必須說明的一點是，湯普金斯廣場公園的清場行動，不是由紐約近期歷***反動的幾任市長主持的，而是由戴維？丁金斯主持的。丁金斯是一位開明的民主黨人，甚至可以視作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中的一員。他當選時得到了紐約市住房和反無家可歸運動組織的大力支持，但很快他就批準在1989年12月將公園裡的無家可歸者首先驅逐出去一批—這僅僅是在當選幾周之後，甚至都還未舉行就職典禮。這導致此後四年內丁金斯與曾經支持他的群眾力量之間的關繫每況愈下。就像《村聲》雜志對1991年驅逐事件的記錄中提到的那樣，對於“無家可歸的居民來說，現在許多人分散在公園周圍被遺棄的地段，公園的關閉是政府的再一次背叛，因為他們曾經以為這個政府會站出來維護窮人的權利”（Ferguson，1991a：16）。在*終關閉公園的行動中，丁金斯沒有從住房或無家可歸支持者那裡借用劇本，而是從《紐約時報》的社論中借用的。他引用了《韋氏字典》對“公園”的定義，然後據此判斷出湯普金斯廣場不是什麼公園：“公園不是寮屋，不是露營地，不是無家可歸者收容所，不是吸毒者的射擊場，也不是什麼政治問題。除非它是曼哈頓東村的湯普金斯廣場公園”。住在公園裡的無家可歸者，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把公園從公眾手中偷走了”，而公園必須要“收回”。就在公園關閉前三天，這家報紙還在猛烈抨擊進一步的部分解決方案，認為“一網打盡”是“*明智的選擇，即便政治上風險較高”。看起來，有“一些無家可歸的人合法地住在公園裡”，因此“泛濫著錯位的同情”（“讓湯普金斯廣場……”，1991）。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臺采訪時，公園處長**西？戈特鮑姆借用了同樣的臺詞，還加上了自己對新城市前沿的種族主義表達：“公園裡到處都是帳篷，甚至還有印第安人那種圓錐帳篷……這真是惡心。” 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於1991年6月3日被關閉，300多名無家可歸的居民被從公園裡趕了出去。這件事激起了整個下東區對無家可歸現像的關注，類似政治行動的軌跡也從公園向外展開—因為整個街區都已成了爭議區，而鄰近的街道則變成了“移動的非軍事區”。在1991年夏天，被圍欄圍起來的公園附近跟著發生了“遛豬”這種夜間儀式。這裡值得全文引用一份事件目擊者報告，該報告提供了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背後代理人的內心活動記錄： 從警方6月3日接管公園開始，已經有人夜間在B大道聖布裡吉德教堂［在公園的東南邊］門口的臺階上集會—這裡是社區抵抗的焦點場所。到周五時，十幾個家長帶著孩子同其他年輕人和無政府主義者聚集在一起，他們高喊著“打開公園！”，試圖突破防暴警察為了阻止他們前進而劃定的界線。當他們被迫回到人行道上後，約800名居民走上街頭，打著鼓，敲著垃圾桶蓋，警方［保護公園］的警戒線盡職盡責地跟著他們從下東區走過西村，又回到D大道—這被當地人稱之為夜間“遛豬”套路。
示威者在聖布裡吉德教堂的臺階上面對著至少100名警察，這些警察拿著大功率高強光手電朝著人群照射。示威者一直保持克制，但當兩名便衣警察推開人群闖入教堂大門，並且聲稱要檢查誰在屋頂投擲瓶子時，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一位叫瑪麗亞？托寧的教友被一名警察擊中臉部撞向樓梯，拉扎勒斯社區的帕特？馬洛尼神父被猛地撞到了牆上。在教區居民的支持下，聖布裡吉德教堂的庫恩神父把便衣警察推出了大門“法律結束，暴政開始，而這些人就是暴君”，馬洛尼神父高喊著，帶著一群憤怒的民眾向便衣警察逃向的警車追去……上周六，推土機轟隆隆地開過去，扯爛的長椅和破碎的棋桌散布［在警戒線圍著的公園］。超過1000名下東區居民手拉著手圍著公園展開了第二次抗議。聖布裡吉德教堂的鐘聲響起，梳著發辮、穿著鼻環、腳蹬戰鬥靴的無政府主義者，與穿著印花裙子、戴著塑料珍珠的猶太老祖母手牽著手，和平而統一地展開抗議。這是1988年警察暴動以來從未有過的。（Ferguson，1991b：25） 湯普金斯廣場公園在1991年6月關閉，標志著整個城市開始嚴厲地執行反無家可歸和反寮屋的政策，**清楚地表達出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精神氣質。以下東區的“恢復行動”牽頭，市政當局於1991年啟動了新的反無家可歸政策，打算把公園、街道和社區從那些所謂的把它們從公眾手中“偷”走的人們手中再次“奪回”。在1989年，對上東區寮屋居民的打擊**次升級，但兩年後，雖然在這一街區以及在布朗克斯的一些寮屋居民已經被從幾棟建築物中清除出去，但是在1992年初也許還有大約500到700名的寮屋居民居住在下東區的三四十棟建築中。它實際上證明了，對紐約市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將寮屋居民驅逐出去的。在此背景下，注意力開始集中在《紐約時報》描述為“打擊無家可歸者”的主要行動上（Roberts，1991a）。
無家可歸者對公園關閉采取的回應就是迅速地在街區的幾處空地，尤其是在公園以東的波多黎各裔聚居的較為窮困區域，再一次建起棚屋和帳篷城，而且規模不斷擴大。這種有人戲稱為“丁金斯村”的寮屋開始受到監視並*終被推平—從1991年10月開始三塊土地被“橫掃而空”，200人被再次驅離（Morgan，1991）。同公園的命運一樣，這些地方很快就被圍了起來，防止無家可歸者再次占據。再一次的，這些被驅離者被趕往*東邊的地方，在布魯克林大橋、曼哈頓大橋和威廉斯堡橋下面，在羅斯福快速通道下面，或在任何公眾看不到的地方，在能夠避免警察衝擊或者抵御惡劣天氣的地方，他們再次搭起或者連起了營地。一場大火燒毀了東河大橋下的一座營地，一名居民被燒死；一年後的1993年8月，紐約市用推土機把“山丘”給推平了—“山丘”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有50到70名居民的寮屋，被稱為“無家可歸者在曼哈頓*明顯的標識”（Fisher，1993）。被驅離者被迫再次向東遷移，許多人錯落地散居於東河河畔或者薩拉？德拉諾？羅斯福公園。不料，隨著1994年開始的對河畔一部分地方進行的重建，他們又得再次搬離。這場行動到1994年時，基本把無家可歸者從下東區趕到散布於整個曼哈頓和以外區域。
在紐約的其他地區，對無家可歸者的攻擊也正蓄勢待發。1991年秋，在西邊高速公路下面、在哥倫布環形路和賓州車站的寮屋被同時夷為平地。同時還有一些“鼴鼠人”被發現。警方的掃蕩和火災導致先前人們“一無所知”的無家可歸者的生活全景在當地媒體上暴露無遺。這些包括在橋梁下、交通隧道和公用設施隧道裡的幾個營地，這在以前都是無人知道的。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這些都是長期的營地，然後在新聞報道中營地居民都被當成外國人或者非人對待。他們在“地下”住的時間越長，對記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尤其是如果他們還有穩定工作的話。這些無家可歸者給自己貼了個諷刺性的標簽——“鼴鼠人”——而這一標簽則被媒體野蠻地再次用於各類描述中（見Toth，1993）。
為了配合戶外公共空間的強硬政策，交通運輸部門對主要交通樞紐制定了新的反無家可歸者政策，旨在拒*無家可歸者進入室內公共空間。當局在中央車站甚至嘗試了*新穎的方法。例如美孚石油公司從曼哈頓搬走後，一部講述它們離別的電影形成了“中央車站伙伴”的概念。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住在郊區的白人經理試圖躲過無家可歸者讓人厭煩的騷擾而乘坐通勤火車上下班的故事，他們再次結成“中央車站伙伴”來解決這個“問題”。通過向當地企業攤派獲得資金，這個“伙伴”組織雇用私人保安巡邏，並以在附近的一家教堂提供食物和住所來誘騙無家可歸者離開車站地區。這種“商業改善地區”的模式在整個紐約大城市區都得到了復制。同時，“中央車站伙伴”也加入了把無家可歸者和寮屋從**大道趕出去的“掃蕩”行動，也因為涉嫌雇用一些驅離者強行驅逐他人而正在接受調查。
實際上，驅逐就是1990年到1993年間丁金斯政府**真正采取的無家可歸者政策；*恰當地說，這是一個反無家可歸者政策。隨著1991年底對無家可歸者的“打擊”開始，市長下設的無家可歸者辦公室主任變得越來越沮喪。*開始出任該職時，這個辦公室主任一片好意，卻發現自己越來越多地陷進政府**真正采取的策略麻煩中—因為無家可歸者無處安身而對他們橫加指責——於是她辭職了。到1993年，由於有數百名無家可歸者在紐約市的各個辦公室過夜，城市管理部門和一些政府官員被判藐視法庭，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無家可歸者政策，也未能按照法庭裁定提供無家可歸者的棲身之所。
在80年代期間的**層面，自由主義的無家可歸者政策的破產，在對裡根主義沒有什麼有效回應的時候就已經變得很明顯了。到這十年結束的時候，自由主義城市政策在地方一級也已經招致失敗。這種失敗不是用簡單的財務或技術術語就可以解釋的。由於裡根/**政府對社會支出的攻擊，隻能容納約2.4萬人的社會庇護制度面對實際多達四倍的人群而無能為力，或者實際上是因為城市官僚的純粹無能，沒法讓庇護所成為安全的地方。無論有多現實的經濟制約因素強加於上，自由主義的失敗主要是政治意願的失敗，就像傳染病一樣，處理大量無家可歸者的社區和城市管理機構一樣變得不願意再做類似的事情。自由主義城市政策的失敗還繫統性地擾亂了社會再生產的制度（Susser，1993）。
在下東區，隨著宿營地日益扎根當地而紐約市又不提供任何解決方案，每個社區對於那些湯普金斯廣場公園居住者們的支持明顯減少。對於好幾百人來說，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既是每天的工作場所和遊樂場所，也是客廳和浴室，但是這樣的結果在緊急的住房和其他社會需求面前很難說是一個讓人身心俱爽的解決辦法。即使是頗具同情的觀察家在公園關閉時也不得不認為： 這種情況已經到了危急關頭，即使是氛圍寬容的下東區也無法承受……大部分居民都難以忍受無家可歸者和公園再起糾紛了，而且公園周圍的社區氛圍已經改變。（Ferguson，1991a） 丁金斯政府同灰心喪氣的上西區和下東區居民—居民們的自我利益因為不斷出現的無家可歸者而快速受損—在一點上是觀點一致的，他們都認為無家可歸是不幸事件，雖然有繫統性，但是代表了道德的失常，可以通過特別的無家可歸政策來解決。隻要無家可歸政策對有家有室的人不會或者僅僅造成一點點成本損失，這種假設的透明度就是可以保持的；但是，隻要無家可歸者開始以任何方式明顯地傷害到有房者的利益，讓每個人有房住的政治意願就必須建立在*強大的政治和分析的基礎上，而不是基於道德同情。
對無家可歸者的同情性支持和行動——在一場影響重大的經濟衰退開始威脅到許多人的生計和身份時，無論受到威脅的人是有房還是無房，無論是在城市政府還是在城市居民之間——都開始減退了。同情“無家可歸者” ——一個客體化、疏遠化、習慣化盡在其中的詞語——成了一種**，越來越少的人會允許自己同情心泛濫。正是在處理無家可歸者的自由主義城市政策黯然失敗的背景下，新當選的市長朱利安尼1994年著手鞏固新興的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作為二十五年來紐約的**位共和黨人市長，朱利安尼用對無家可歸者的協同攻擊開始了自己的市長任期。根據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在上任幾天之後，一位記者質問朱利安尼對已經降臨紐約的寒潮有何準備，記者給出了街頭上無家可歸者的數字，然後問市長打算做什麼—“我們正在改變天氣”，據說市長如此回應道。
但是在現實中，朱利安尼政府影響的不隻是天氣。他立即宣布，無家可歸者用橡膠刷清洗擋風玻璃掙錢和在城市裡乞討是違法行為，並啟動了刻薄的地鐵海報宣傳活動，旨在羞辱無家可歸的乞丐並恐嚇其他乘客—“不要給他們錢”。這些海報吼道：“無家可歸者要麼賊眉鼠眼要麼滿臉橫肉。”朱利安尼的**個預算提案規定，向晚上在市政管理的庇護所睡覺的無家可歸者收取“租金”，以及如果他們拒*接受**的醫學、**、酒精康復及其他社會服務的話就禁止他們進入庇護所。
朱利安尼當選幾個星期後，在警察對公共空間“掃蕩”行動升級的過程中，非營利組織“無家可歸者聯合會”的工作人員開始注意到無家可歸者中受傷者不斷增加，並成立了一個所謂的“街頭觀察”組織，既監督警方如何處理無家可歸者，也從無家可歸者那裡搜集證據。幾個月後，“街頭觀察”組織記錄了大約五十項罪行，提起了幾百萬美元賠償的訴訟，指控朱利安尼政府部門的警察在賓州車站愈演愈烈的騷擾、虐待和殘暴行為。《村聲》雜志寫道：“投訴讀起來像是從《發條橙》中撕下來的幾頁。”（Kaplan，1994a）“街頭觀察”組織搜集的其中一份投訴包括以下證詞： 我當時坐在［賓州車站的］等候區……兩個男性白人警官……走近我。他們說：“馬上起身離開，不然我們就幫你離開……”我彎腰去撿［我的包］。他們抓住我的胳膊肘，把我一把按在椅子旁邊的混凝土柱子上。他們把我的門牙磕掉了，我的右眉也開了一個大口子，血流不止。我的鼻子被弄脫臼了，眼鏡也破了……他們說不希望在那裡看到我，如果他們再看到我的話，我就會“爬上好一陣子”。然後，他們……猛地把我推出門，我倒在人行道上，撞到了後腦勺，縫了八針……自從那個秋天以後，我就經常頭暈和眩暈。（引自Kaplan，1994b） 朱利安尼的提案把大批活動定罪為對城市街區的“生活質量”有害，所以從公共場合驅趕無家可歸者的警察行動也被合法化了。破壞“生活質量”罪這樣的大紅標題給了紐約市警察局***的權力，可以把某些街道上的無家可歸者趕走，把他們安置在不安全的庇護所，或者干脆強迫他們藏起來。紐約市政府還削減了對施舍無家可歸者粥食的施粥所的資助。隨著1995年5月對**3街上幾棟建築展開的行動，紐約市又啟動了一項綜合行動，旨在把寮屋居民從空置的下東區建築中清除出去。
在90年代初的紐約，支持無家可歸者的人數在自由主義盛行或者不那麼盛行的街區都不斷減少，全國性媒體對此進行了**廣泛的報道，“全國範圍內對無家可歸者越來越矛盾的心理”已經成為普遍現像（Roberts，1991b）。開始是在如邁阿密和亞特蘭大這樣較為保守的城市，但很快如西雅圖、舊金山這類自由主義的堡壘城市也紛紛立法，對在公眾場合睡覺和露營、坐在人行道上、沿街乞討和清洗擋風玻璃等現像頒布嚴厲的處罰措施（Egan，1993）。為了努力“讓洛杉磯市中心的商業氛圍*加友好，市政當局正在研究一項計劃，用班車將無家可歸者遷移到工業區的一塊圍起來的城市露營地去”（“洛杉磯計劃營地……”，1994）。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範圍遠遠超出了紐約，而且還在不斷延伸，無家可歸者的日常生活中有越來越多的方面被視為犯罪行為。同時，美國媒體對報道無家可歸者的內在現實已經找不到新的角度，因此報紙要麼繼續講那些發生在街頭的越來越蒼白的可預測故事，要麼就干脆回避問題。
在學術界也出現了某些新自由主義化的修正主義。在沒有為解決無家可歸問題而提出任何重要的住房提案的情況下—無論是當地的還是全國性的—對原因的討論越來越重新回到個人行為而不是社會變化的方面，而指責受害者的做法則悄悄地獲得了昔日自由主義人士的信任（參見Rossi，1989）。有人試圖否認無家可歸是80年代日益嚴重的問題（White，1991），還明顯暗示說，根據對80年代出現的無家可歸危機的理解，現有的政策是執迷不悟的。在他*近的一本書《無家可歸》（Jencks，1994c）和一組發表在傳統自由主義陣營《紐約時報書評》上的文章中（Jencks，1994a，1994b），克裡斯托弗？詹克斯讓自己與這種修正主義保持了部分距離。他對無家可歸者給出了一個低得多的估計數字—1990年全美隻有32.4萬名無家可歸者—而*普遍的估計人數*多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十倍。詹克斯提醒說，街上無家可歸者迅速增加的視覺證據可能是誤導性的： 但是，我們在街上看到的往往*多地取決於警方的做法，而不是貧困的情況。例如，乞丐的數量主要取決於逮捕的風險有多大和相對於其他活動有多少人可依賴乞討為生。大多數乞丐似乎住在傳統的房屋裡，隻有很少一部分無家可歸者會認可乞討。外表也不是無家可歸者的可靠指標。羅西的采訪記者認為，有超過一半的無家可歸受訪者是“干淨整潔”的。（Jencks，1994a：22） 即使是在估計無家可歸者分布程度的“數字遊戲”中，占據**地位的也是中產階級對“外表”、乞討的道德性、不足采信的經濟選擇理論的理性行為假設等成見。
詹克斯的分析依賴於經濟理性的理論。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考慮到他承認“沒有其他富裕**放棄了精神病患者”（1994a：24）——潛在的意思就是美國放棄了——而他的結論是精神疾病在無家可歸現像中起著很大一部分作用。事實上，詹克斯確定了一些導致無家可歸者在80年代增加的行為和結構性因素，例如年輕母親結婚率下降、**泛濫、精神病患者去機構化、對非技術工人需求的下降、個人對街頭的偏好，以及當地住房和庇護所立法的各種變化在防止私人市場提供某種需要的同時“鼓勵”人們變得無家可歸（Jencks，1994a，1994b，1994c）。不管這種說法的保守主義傾向如何，詹克斯保留了對容納無家可歸者的自由主義的責任感，他也控訴現在的庇護所體制，認為其*大的問題就是禁止人們保持隱私。他用鋼鐵般的實用主義建議，**現實的解決方案“就是修建小隔間的酒店”（1994b：44）。借鋻50年代的芝加哥模型—“房間寬五英尺、長七英尺，沒有窗戶，配一張床、一把椅子和一個光禿禿的燈泡”（1994b：39）—詹克斯主張住宅法案退一步，如果有需要還可以給企業家補貼來建設這樣的酒店房間，還通過以工作換憑單的度來提供社會服務。這裡的所有模型仍然是“理性選擇”： 在1958年，一個房間的費用不到六瓶啤酒，使得保護隱私比被遺忘*便宜。到1992年，六瓶啤酒根本買不到什麼隔間，被遺忘這一點比保護隱私*便宜。如果我們用房間的價格和可卡因的價格進行比較也能得到同樣的模式。（Jencks，1994b：39） 詹克斯的願景可能有資格作為針對無家可歸者的新自由主義的復仇主義原型：同情的殘渣被變相的仇恨和憎惡激活。在90年代對無家可歸現像和無家可歸者的反應僅僅代表了新興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一個方面—即便這個方面特別令人討厭。這並不意味著對無家可歸者的政治關注已經**消失了，也不意味著不再出臺應對無家可歸現像的*關鍵方案（例如見Hoch & Slayton，1989；Wagner，1993）。相反，對無家可歸者的**話語，果斷地從80 年代末的那種自視甚高而又同情憐憫的立場轉為*無恥的控訴無家可歸者，控訴他們不僅造成自己的困境，*帶來*大的社會弊病。在這種經典的報復性保守主義中，社會過程與個體困境之間的聯繫反轉了。
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的口號很可能是：“誰失去了這座城市？應該向誰報復？” 這種反應越來越強烈地解讀當代美國城市的日常生活、政治管理和媒體表達；這種反應也表達在對替罪羊的各種物質、法律和修辭活動中，*持續在階級、種族、性別、國籍、性取向等術語中得到確定。可以肯定，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是財富和貧窮二元分裂的城市（Mollenkopf & Castells；Fainstein et al.，1992），並且就像戴維斯預期並且在洛杉磯暴動中印證的那樣（1991），城市分裂的世界末日般的景像越來越現實，而這種情況還將繼續下去。但它還不止於此。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是一個分裂的城市，勝利者對他們的特權越來越有戒心，而且越來越兇狠地保衛它。在種族和階級方面，恢復失地運動者之城也不僅僅是二元城市。盡管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由主義修辭中占據如此巨大的優勢，好心好意地對“另一半”的忽視已經被*積極的邪惡所替代，這種邪惡嘗試將大範圍的自我定義的“行為”定罪，並且將1968年後城市政策的失敗歸咎於它曾經試圖去幫助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