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勢在必行

土地流轉要以產權界定為基礎搜狐財經：但事實上，我們的城市不斷擴大，農地轉為城市用地不可避免。有沒有好的解決辦法呢？周其仁：過去很長時間實際上實行的是抑制城市的政策，所以直到1978年，我國的城市化率還不到19 ％。改革開放擴大了經濟自由，人往高處走，哪裡有較高的收入和機會，人就會往哪裡移動。於是，城市化加速，原來的城市也勢必要擴大。
但城市怎麼個擴大法？隻有從原來的農村的土地範圍裡擴大。農村多少年就是那麼一套：就是集體給自己的成員劃地。農家的兒子大了要結婚，劃一塊地蓋房。村裡要辦工業企業，再劃一塊地轉為非農。這些地一劃出去就是“死”了，因為隻是使用權，不能轉讓，也不能盤活，*不能買賣。同時，誰占了就是誰用，也沒有代價，不占白不占。等到人口可以流動，青壯農民外出打工，農村就冒出很多空心村，丟下很多空宅。好幾億人已經長年走了，但房子和地還在那兒。原因簡單，因為這塊土地不是一個有價值的財產，讓出來也沒有人要，所以很多農民家庭房子就留著唄，過年回來住住也方便。
這一大塊土地資源實際上利用得**不好的。一邊是城市化急速發展、城市地價急速上升，另外卻有大量農村非農用土地對相對價格的變動根本無法作出反應。現在農民對農產品和勞力的價格變化都可以作出反應，發現苗木好就種苗木，魚好就養魚，可是一涉及土地，就不允許農民對市價作反應。多數人不相信它可以對價格作反應，因為城市化過程裡土地因為位置而價格不同，農民的地在遠離城市的地方，城市地價再高，也不能把農村土地挪過來啊。所以農村那麼多空地，而城裡地價飛漲，而無數人認為這在空間上是兩回事，搞市場制度也沒用。還有的專家，干脆說農村的非農用地留在那裡挺好的，萬一外出農民失業，還可以回家，所以是**特色的一種保障。
成都的改革經驗就是把這方面的一種普遍的迷思打破了。從2003年開始，那裡就提出重新配置空間資源的問題。具體的辦法，就是把遠離城市的那塊不值錢的建設用地平了，復墾為農地，然後把原來可以搞建設的那個權利，抽出來“落到”靠近城市、城鎮或中心村的位置上，因為這些地方建設用地比較貴。這其實是利用了不同位置土地之間的差價，撥到一個分配的辦法，多少給原來復墾土地的農民，多少給落地位置上的農民。
成都實踐表明，隻要城市化引發的不同位置的土地之間有足夠大的差價，那麼在允許交易的條件下，低價低位置的建設用地就可以位移到地價高的地方，而農地卻可以從高地價位置位移到低地價的地方。這裡就釋放出一種經濟能量，既支持了新農村建設，也支持了城市化。
很多人認為過去留下來的傳統一概不可*改，好像農民天生就不能住得相對集中一點，*不能住樓上。哪有這樣的事？**很多“農民”按行當看早就不是農民了，他們的收入來源變化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變化了，交通情況也變化了，譬如現在一百戶農民裡，超過五十戶都有摩托車了。如果他們住得積聚一點，基礎設施的投資就可以便宜一點，就可以修下水道了。否則平地上倒水，要多大一塊地夠他倒啊？破破爛爛的地多了，走路下腳的地都沒了，隻能到處亂占。
我老說農村隻靠農民的力學蓋房，他那點物理知識隻能蓋一兩層樓，秦磚漢瓦堆個房子，蓋三樓就比較危險了。一沒鋼筋，二沒工程師啊。城鄉打通以後，這些要素很容易獲得。這是一個人力資本下鄉的問題，規劃師、工程師下鄉，專業知識和服務下鄉，農村的面貌就可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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