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語重心長的話
——給現代中國青年
我在大學裡教書，前後恰已十年，年年看見大批的學生進來，大批的學生出去。這大批學生中平庸的固居多數，英俊有為者亦復不少。我們辛辛苦苦地把一批又一批的訓練出來，到畢業之後，他們變成什麼樣的人，做出什麼樣的事呢？他們大半被一個共同的命運注定。有官做官，無官教書。就了職業就困於職業，正當的工作消磨了二三分光陰，人事的應付消磨了七八分光陰。他們所學的原來就不很堅實，能力不夠，自然做不出什麼真正的事業來。時間和環境又不容許他們繼續研究，不久他們原有的那一點淺薄學問也就逐漸荒疏，終身隻在忙“糊口”。這樣一來，他們的個人生命就平平凡凡地溜過去，國家的文化學術和一切事業也就無從發展。還有一部分人因為生活的壓迫和惡勢力的引誘，由很可有為的青年腐化為土豪劣紳或貪官污吏，把原來讀書人的一副面孔完全換過，為非作歹，恬不知恥，使社會上頹風惡習一天深似一天，教育的功用究竟在哪裡呢？
想到這點，我感覺到很煩悶。就個人設想，像我這樣教書的人把生命斷送在粉筆屑中，眼巴巴地希望造就幾個人纔出來，得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年復一年地見到出學校門的學生們都朝一條平凡而暗淡的路徑走，毫無補於文化的進展和社會的改善。這種生活有何意義？豈不是自誤誤人？其次，就國家民族的設想，在這嚴重的關頭，性格已固定的一輩子人似已無大希望，可希望的隻有少年英俊，國家耗費了許多人力和財力來培養成千成萬的青年，也正是希望他們將來能擔負國家民族的重任，而結果他們仍隨著前一輩子人的覆轍走，前途豈不很暗淡？
青年們常歡喜把社會一切毛病歸咎於站在臺上的人們，其實在臺上的人們也還是受過同樣的教育，經過同樣的青年階段，他們也曾同樣地埋怨過前一輩子人。由此類推，到我們這一輩子青年們上臺時，很可能地仍為下一輩子青年們不滿。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變成屈服於事實而拋棄理想的墮落者。章宗祥領導過留日青年，打過媚敵辱國的蔡鈞，而這位章宗祥後來做了外交部長，簽訂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汪精衛投過炸彈，坐過牢，做過幾十年的革命工作，而這位汪精衛現在做了敵人的傀儡、漢奸的領袖。許多青年們雖然沒有走到這個極端，但投身社會之後，投降於惡勢力的實比比皆是。這是一個很可傷心的現像。社會變來變去，而組成社會的人變相沒有變質，社會就不會徹底地變好。這五六十年來我們天天在講教育，教育對於人的質料似乎沒有發生很好的影響。這一輩子人睜著眼睛蹈前一輩子人的覆轍，下一輩子人仍然睜著眼睛蹈這一輩子人的覆轍，如此循環輾轉，一報還一報，“長夜漫漫何時旦”呢？
社會所屬望最殷的青年們，這事實和問題是值得鄭重考慮的！時光向前疾駛，毫不留情去等待人，一轉眼青年便變成中年、老年，一不留意便陷到許多中年人和老年人的阨運。這阨運是一部悲慘的三部曲。第一部是懸一個很高的理想，要改造社會；第二部是發現理想與事實的衝突，意志與社會惡勢力相持不下；第三部便是理想消滅，意志向事實投降，沒有改革社會，反被社會腐化。給它們一個簡題，這是“追求”“彷徨”和“墮落”。
青年們，這是一條死路。在你們的天真爛漫的頭腦裡，它的危險性也許還沒有得到深切的了解，你們或許以為自己決不會走上這條路。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們沒有徹底的覺悟，不拿出強毅的意志力，不下艱苦卓絕的功夫，不做腳踏實地的準備，你們是不成問題的仍走上這條路。數十年之後，你們的生命和理想都毀滅了，社會腐敗依然如故，又換了一批像你們一樣的青年來，仍是改革不了社會。朋友們，我是過來人，這條路的可怕我並沒有誇張，那是絕d不能再走的啊！
耶穌宣傳他的福音，說隻要普天眾生轉一個念頭，把心地洗干淨，一以仁愛為懷，人世就可立成天國。這理想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可是也深刻到不能再深刻。極簡單的往往是正途大道，因為易為人所忽略，也往往最不易實現。本來是很容易的事而變成最難實現的，這全由於人的愚蠢、怯懦和懶惰。世間事之難就難在人們不知道或是不能夠轉一個念頭，或是轉了念頭而沒有力量堅持到底。幸福的世界裡決沒有愚蠢者、怯懦者和懶惰者的地位。你要合理地生存，你就要有覺悟、有決心、有奮鬥的精神和能力。
“知難行易”，這覺悟一個起點是我們青年所最缺乏的。大家都似在鼓裡過日子，閉著眼睛醉生夢死，放棄人類最珍貴的清醒的理性，降落到豬豚一般隨人飼養，隨人宰割。世間寧有這樣痛心的事！青年們，目前隻有一樁大事——覺悟——徹底地覺悟！你們正在做夢，需要一個晴天霹靂把你們震醒，把“覺悟”兩字震到你們的耳裡去。
“條條大路通羅馬”。實現人生和改良社會都不必隻有一條路徑可走。每個人所走的路應該由他自己審度自然條件和環境需要，逐漸摸索出來，隻要肯走，遲早總可以走到目的地。無論你走哪一條路，你都必定立定志向要做人；做現代的中國人，你必須有幾個基本的認識。
一、時代的認識——人類社會進化逃不掉自然律。關於進化的自然律，科學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依達爾文派學者，生物常在生存競爭中，最適者生存，不適者即歸淘汰。依克魯泡特金，社會的維持和發展全靠各分子能分工互助，互助也是本於天性。這兩種相反的主張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國際政治理想。一種理想是擁護戰爭，生存既是一種競爭，而在競爭中又隻有最適者可生存，則造就最適者與維持最適者都必靠戰爭，戰爭是文化進展的最q烈的刺激劑。另一種理想是擁護和平，戰爭隻是破壞，在戰爭中人類盡量發揮殘酷的獸性，愈殘酷愈貪摧毀，愈不易團結，愈不易共存共榮；要文化發展，我們需要建設，建設需要互助，需要仁愛，也需要和平。這兩種理想各有片面的真理，相反適以相成，不能偏廢。我們的時代是競爭最激烈的時代，也是最需要互助的時代。競爭是事實，而互助是理想。無論你競爭或是互助，你都要拿副本領來。在競爭中隻有最適者纔能生存，在互助中最不適者也不見得能坐享他人之成。所謂“最適”就是最有本領，近代的本領是學術思想，是技術，是組織力。無論是個人在國家社會中，或是民族在國際社會中，有了這些本領，纔能和人競爭，也纔能和人互助，否則你縱想苟且偷生，也必終歸淘汰，自然鐵律是毫不留情的。
二、國家民族現在地位的認識——我國數千年來閉關自守。固有的文化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四圍諸國家民族的文化學術水準都比我們的低，不曾感到很嚴重的外來的威脅。從十九世紀以來，海禁大開，中國變成國際集團中的一分子，局面就陡然大變。我們現在遇到兩重極嚴重的難關。第一，我們固有的文化學術不夠應付現時代的環境。我們起初懾於西方科學與物質文明的威力，把固有的文化看得一文不值，主張全盤接受歐化；到現在所接受的還隻是皮毛，毫不濟事，情境不同，移植的樹常不能開花結果，而且從兩次大戰與社會不安的狀況看來，物質文明的誤用也很危險，於是又有些人提倡固有文化，以為我們原來固有的全是對的。比較合理的大概是兼收並蓄，就中西兩方成就截長補短，建設一種新的文化學術。但是文化學術須有長期的培養，不是像酵母菌可以一朝一夕制造出來的。我們從事於文化學術的人們能力都還太幼稚薄弱，還不配說建設。總之，我們舊的已去，新的未來，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和其他民族競爭或互助，幾乎沒有一套武器或工具在手裡。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局勢。其次，我們現在以全副精力抗戰建國。這兩重工作中抗戰是急需，是臨時的；建國是根本，是長久的。多謝賢明領袖的指導與英勇將士的努力，多謝國際局面的轉變，我們的抗戰已逼近最後的勝利。這是我們的空前的一個好機會，從此我們可以在國際社會中做一個光榮的分子，從此我們可以在歷史上開一個新局面。但是這“可以”隻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由“可能”變為“必然”，還需要比抗戰更艱苦的努力。抗戰後還有成千成萬的問題亟待解決，有許多惡習積弊要洗清，有許多文化事業和生產事業要建設。我們試問，我們的人纔準備能否很有效率地擔負這些重大的工作呢？要不然，我們的好機會將一縱即逝，我們的許多光明希望將終成泡影。我們的青年對此須有清晰的認識，須急起直追，抓住好時機不讓放過。
三、個人對於國家民族的關繫的認識——世界處在這個劇烈競爭的時代，國家民族處在這個一發千鈞的關頭，我們青年人所處的地位何如呢？有兩個重要的前提我們必須認識清楚：
第一，國家民族如果沒有出路，個人就決不會有出路；要替個人謀出路，必須先替國家民族謀出路。
第二，個人在社會中如果不能成為有力的分子，則個人無出路，國家民族也無出路。要個人在社會中成為有力的分子，必須有德有學有纔，而德行學問纔具都須經過艱苦的努力纔可以得到。
以往我們青年的錯誤就在於對這兩個前提毫無認識。大家都隻為個人打計算，全不替國家民族著想。我們忙著貪圖個人生活的安定和舒適，不下功夫培養造福社會的能力，不能把自己所應該做的事做好，一味苟且敷衍，甚至用種種不正當的手段去求個人安富尊榮，鑽營、欺詐、貪污，無所不至，這樣一來，把社會弄得日漸腐敗，國家弄得日漸貧弱。這是一條不能再走的死路，我已一再警告過。我們必須痛改前非，把一切自私的動機痛痛快快地斬除干淨，好好地在國家民族的大前提上做功夫。我們須知道，我們事事不如人，歸根究竟，還是我們的人不如人。現在要抬高國家民族的地位，我們每個人必須培養健全的身體、優良的品格、高深的學術和熟練的技能，把自己造成社會中一個有力的分子。
這是三個最基本的認識。我們必須有這些認識，再加以艱苦卓絕的精神去循序實行，到死不懈，我們個人、我們國家民族，纔能踏上光明的大道。最後，我還須著重地說，我們需要徹底的覺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