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許久後，重新開口
我的媽媽六個月前死了，她死的那一天，是她的生日。
在這之前，她已纏綿病塌八年之久，不錯，整整八年，八年時間，中國人民打敗了侵略者，而她被疾病打倒。
從她病倒的那一天開始，這個家裡醞釀多年的冷漠終於達到了高潮，潛藏在這個家族每個人身上的那種陰郁的天性終於被激發出來，怒吼、撕打、摔門而出，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個家，開始像奧利佛·斯通的某部電影，再配上瓦格納的音樂，就十全十美。
媽媽，不再是我們熟悉的媽媽，她處在狂怒的中心，四處尋找洩怒的對像。我，弟弟們，我們的同學，朋友，親戚，都在其中。她不斷盤問我們在過去三年裡的經歷，我們的交往，我們的所作所為。而她，她說，絕對沒有問題。
那年，我十六歲，謝天謝地，我及時地考上了一所不收學費的大學。入學僅僅兩個月，我被判定為不能繼續學業，不適宜集體生活，因而回到家中。那之後的事，我已不復記憶，向來是這樣，對於過度痛苦的事，大腦會拒絕記憶，我隻能說，那是一種比死亡還糟的生涯。
十八歲，我被獲準重返學校，我改掉名字，重填履歷，和少年時所有的朋友斷絕往來，提著一口極為沉重的箱子，迎著秋天的、又大又紅的落日狂奔回學校。
而她，媽媽，無處可逃。對於別人而言，她生存的全部意義，在於她是一個妻子，母親，而她一旦無法履行妻子和母親的職責，就注定要被蔑視。她不是妻子，母親，她是一個病人，她留在原地，無處可逃，人，都是一個一個的，她的痛苦，誰也無法分擔。
是的，生病的人，生病的窮人，是惡魔，是垃圾，應該被殺掉，清除，焚毀，即便活著，也應該被送往與世隔絕之地。她不明智地選擇了活著，選擇了活在人群之中，就像是往每個人臉上吐了一口唾沫，每個人都被她侮辱了。
在親戚家，她從來不被允許坐沙發，隻能坐板凳，板凳上，還要墊一層報紙，她離去時，要自己把報紙帶走，並負責銷毀。
她四處求醫問藥，有一天深夜，她投奔到一個至親家裡，要求在他家的空房裡借住一宿，以便第二天能夠早早應診。將近凌晨，我們的親戚又來了，說他的妻子在家裡又哭又鬧，大嚎不已，他也沒辦法。媽媽笑了，這種笑，我們曾多次在她臉上見過，在一九八四年，她因觸怒權貴，被列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時，她這樣笑了，並選擇了離開，在一九九五年，她卷入兩個經理爭權的惡鬥之中，被惡意欺侮時，她這樣笑了。她笑了，她說：“你去告訴她，要她不要哭了，我這就走。”
她，我的媽媽，生於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她有一個滿含喜悅的名字：“光華”。
她在一個革命家庭長大，她的父親，叔叔們，是著名的早期地下黨員。
她是66屆高中畢業生，緣於她被打成叛徒的父親，她不能被大學錄取，恢復高考後，也還是不能。
她和她的父親，她的兄弟們一樣，熱衷於政治，卻又總是和政治保持一種理想化的、純潔的距離，這，造就了他們的悲劇。
她在新疆長大，在新疆和我的父親結婚。
她在秋天生下了我。
她教我背誦詩詞，直到今天，我會背誦的，也還是那些詩詞。
她一直親手為我和弟弟們理發，她不許我們的頭發長過一寸，直到今天，我的頭發，也還是那個樣子，短短的，從不會超過一寸。
她怕理發推子會冰到我們，理發前，總是在她的臉上貼一會兒，直到冰冷的推子變得溫熱。
她喜歡藍色，綠色，她喜歡的零食是爆米花。
她喜歡毛澤東詩詞，喜歡海子，多年以來，她一直是《當代》、《大眾電影》的忠實訂戶。
她從不落伍，即便是ENIGMA，或是鄭智化，她也能夠欣賞。
她生性高貴，即便是在那些潦倒的日子裡，她衣著陳舊，身背黑色人造革皮包，領著她那幾個神情瑟縮的孩子拜訪親戚，出入電梯，她也總是不忘對開電梯的人說聲謝謝。
她的朋友，從來都是最平凡的，身份卑微的人們，菜市場的農婦，燒鍋爐的臨時工，從前住在鄉下時的鄰居。每個收獲的季節，家中總是出現很多結伙來看她的農婦，她們包著圍巾，臉色黑紅，她們帶來了土豆，南瓜，豆角，都是剛從園子裡摘下。那些菜，直到第二年春天都喫不完。
她最喜歡的一件衣服，是一件白底綠花的圓領襯衣，那是她在商場看到的，她舍不得買下它，那件衣服，四十塊錢。
她喜歡白色的花，因為周總理也喜歡。
在最後的兩天兩夜的昏迷中，她喃喃自語：“最窮的……最壞的……最看不起的……最糟糕的……最窮的……。”然而，在最後，她反復說的是：“最愛的，最愛的，最愛。”
她最愛什麼呢？她從沒有說過。
她還沒有說過這些，就死了，她死的那一天，是她的生日。
她躺在可怖的太平間裡，按照她家鄉的風俗，身上蓋著一床紅得刺目的棉被，從此，我不敢看見紅色的東西。
她死了，棲雲路252號終於恢復了寧靜，沒有爭吵，咒罵，沒有痛苦的呻吟，也沒有債主上門，連麻雀也不再啾啁。
我在努力忘記，忘記那些長久的悲郁，忘記那些纏繞著我的噩夢。在夢裡，她不是從墳中冉冉生起，就是穿著白底綠花的棉襖在桌前埋頭喫飯，並且告訴我說，我們蓋在她身上的泥土太厚，以至於她用了三個月的時間纔挖出一條生還之路。這些夢如此真切，使我在驚醒後懷疑她還沒有死去，或者，是被我們活葬。
她有病得不到及早醫治的遭遇，也應該忘記，那些，隻會使人陷入狂亂，使我稍有不適就四處求醫問藥，終於有一天，忍無可忍的大夫開給我的，是一盒健腦丸。
但還是不行，怎麼也不行。在會議記錄時，在酒宴中間，在公共汽車上，在安寧區的林蔭道上，甚至在看《空房禁地》這樣的電影時，在一切不適合的地點，忽然就要深呼吸，蹲下，用雙手掩面。
我的創造力也隨她而去，一年時間，除了為書商寫作的那些冊子，我無法為自己寫一個字。有時我試圖去寫她傳奇而又悲慘的一生，也依舊是徒勞。我陷入再也不能寫作，再也無法創造的恐慌、焦慮之中。
終於有一天，恐懼，焦慮，都隨著時間化成一種淒涼的溫柔，我終於又能寫作，又能寫她，並且使她成為我永不枯竭的話語。
而她，或許已經回到當初她奉獻了青春的地方,回到新疆的青山綠野之中,並且已經變回她少女時的模樣,她放聲笑著,在野花盛開的原野上漫步,輕盈地躍坐在一支又一支蘆葦上。
誰有理由認為她不是這麼快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