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搖籃裡的女王
1542年—1548年 瑪利亞·斯圖亞特來到人世六天成為蘇格蘭女王。命運賜予的一切每每來得太早，致使她未能領略個中興味。她出世伊始，這一縱貫畢生的規律便見端倪。在1542年12月那個陰霾的日子當她在林裡思戈宮誕生的時候，她的父親詹姆士五世正躺在鄰近的福克蘭宮，生命垂危。國王年僅三十一歲，已為生活壓垮，厭倦於王權，厭倦於爭鬥。他原是一往無前、俠肝義膽的男子漢，本來生性開朗，醉心於藝術，傾心於婦女，也與子民親密無間。他常微服來到鄉間參加喜慶活動，同農夫一起跳舞，說笑。他創作的一些歌謠仍長存於國人的記憶之中。然而他出身於一個不幸的家族，作為一個不幸的繼儲生逢亂世，又在這個桀驁不馴的國家，從一開始就注定命運多舛。剛愎自用、肆無忌憚的鄰人亨利八世咄咄逼人地要他推行宗教改革。但是詹姆士五世依然忠於教會。一向伺機要教君主不得安寧的蘇格蘭貴族馬上利用這個矛盾，不斷地使這個爽朗、隨和的國王身不由己地陷入戰亂之中。早在四年之前，當詹姆士五世向瑪利·德·吉斯求婚時，他就清楚地描述了自己遭逢的阨運，這是指：頑固貪婪的氏族同他作對，他硬著頭皮在做國王。“尊敬的女士，”他在那封真誠感人的信裡寫道，“我纔二十七歲，可是生活已經像王冠一樣使我不堪重負……我從小便是一個孤兒，曾受制於不可一世的貴族。炙手可熱的道格拉斯家族曾長期奴役我，因此我憎惡這個姓氏，每一想起就會怨恨難消。安格斯伯爵阿基巴爾德、他的弟弟喬治，以及所有他那些被流放的族人都不停地挑撥英國國王與我為敵。在我的國家裡，英國國王不曾用許諾來引誘、用金錢來賄賂的貴族現在一個也沒有了。我並無人身安全可言，也無法保證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公正的法律來行事。所有這一切使我如履薄冰。尊敬的女士，我因此期待您給我以臂助和良策。我阮囊羞澀，隻能在法國提供的資助裡打轉，或者依靠富裕的神職人員為數有限的捐獻，裝潢宮室，維修要塞和建造艦船。但是我的那些男爵卻把一個真正以當明君為己任的國王視作勢不兩立的敵手。雖然法國國王對我友好，他的軍隊援助我，我的百姓擁戴我，但我擔心在同這些男爵決一雌雄時難操勝券。如果本國貴族沒有外援，我將排除萬難，為這個民族伸張正義，獲致安寧而掃清障礙，也許我會達到這個目的。可是英國國王不斷地在他們和我之間制造不和，在我的國家裡散布異端教義，流毒所及侵蝕著各個層次的教徒與國民。而國民和教徒一向是我和祖輩僅有的依靠力量，現在我不禁自問：這種力量還會長期支持我們嗎？”
在這封卡珊德拉式的信裡，國王預見的各種禍害果然應驗，而且他還遭到更大的災難。瑪利·德·吉斯為他生的兩個兒子都夭折於搖籃之中。詹姆士五世雖然正當年輕力壯，但是依然膝下無嗣可以繼承那頂年復一年把他的額頭壓得越來越痛的王冠。終於他那些男爵逼得他違背本意同占有優勢的英國進行一場戰爭。誰知到關鍵時刻他們又背棄了他，在索爾威灣一役，蘇格蘭不僅喫了敗仗，而且也丟了臉：還未真正交手，為氏族首腦遺棄的隊伍就因群龍無首，狼狽地四散潰逃。而國王本人，這位平素如此豪邁的大丈夫，在那決定命運的關頭，早已不是在同外族的敵人，而是同自己的死神在搏鬥。他在發燒，疲憊地躺在福克蘭宮的病榻上，對毫無意義的爭鬥與變成羈絆的生命都已厭倦。
這時，在那個陰沉的鼕日，就是1542年12月9日那一天，霧鎖窗前，一個使者叩響了房門。他向這個久病不愈、垂危不起的國王奏報：他生了一個女兒，一個女繼承人。但是詹姆士五世干枯的靈魂再也無力寄予希望和品嘗樂趣。為什麼不是一個兒子，一個男繼承人呢？難逃一死，在他眼裡一切都成了禍患、慘劇與滅頂之災。萬念俱灰，他回了一句：“我們的王冠來自一個女人，也將和一個女人同歸於盡。”這句淒楚的讖語也是他的臨終遺言。他長嘆一聲，在床上翻過身去，面壁而臥，不再回答任何問題。不多幾天以後，他被安葬。這樣，瑪利亞·斯圖亞特還沒有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便成為她這個王國的繼位者。
但這是在雙重意義上前途黯淡的繼位：做一個斯圖亞特家族的女人和一個蘇格蘭的女王，原因是：斯圖亞特家族中至今沒有一個能夠平安地或者長久地坐在這個王位上。有兩位國王，即詹姆士一世和詹姆士三世被謀殺。有兩位國王，即詹姆士二世和詹姆士四世陣亡。而命運給他們的兩個後代，即眼前這個渾然不明事理的嬰孩和她的嫡孫查理一世則安排了更加殘酷的結局：上斷頭臺。在這個像阿特柔斯家族那樣的世繫中誰也未能得天獨厚享受高壽、清平和洪福。斯圖亞特家族不得不同外來的敵人，同國內的敵人，同自己的族人進行無窮無盡的搏鬥。他們的周圍，他們的內心都永難平靜。他們的國家，同他們自身一樣，始終不得安寧。而且在這個國家裡，最不忠實的恰恰是本來最該忠實的：這就是那些勛爵和男爵，那些深沉、強大的，那些暴戾、放肆的，那些貪婪、黷武的，那些傲慢、頑固的天潢貴冑。正如詩人龍沙漂洋過海來到這煙籠霧罩的島國後苦惱地說：這是“一個野蠻的國家和一個兇惡的民族”。這些貴族在自己的領地和宮室裡儼如小國之君，他們像趕肉畜一樣永無休止地驅使成群的農夫和牧人去械鬥和擄掠。這些專斷的氏族主宰活在世上除了戰爭別無樂趣。惹是生非是他們的愛好，嫉妒猜忌是他們的動力，而他們念念不忘、夢寐以求的則是權勢。這位法國使者寫道：“金錢和私利是僅有的塞壬，他們就愛聽她們的歌聲。如想勸導他們對自己的君主要盡天職，要講榮譽，講正義，講美德，行為要光明正大，便會招惹他們的恥笑。”這些人不顧道德，爭鬥掠奪已成癖好，在這一點上，與意大利雇傭兵隊長相似，隻是他們的種種習性表露得更加粗鄙，更加肆無忌憚。他們蠅營狗苟，唯我獨尊之爭未有窮期。這裡說的是戈登、漢密爾頓、阿蘭、梅特蘭、克羅福特、林稷、倫諾克斯、阿蓋爾這些歷史久、權勢盛的氏族。他們有時各自糾集起來，彼此世代結仇； 有時信誓旦旦，暫時結盟，為的是糾合在一起對付第三者。他們總是拉幫結派，但誰對誰都不是真心修好。盡管每一個人同其他人都因家庭之間，甚至個人之間聯姻而結親，可是始終嫉妒和敵視對方，毫不容情。在他們粗野的靈魂裡，有某種不信教和未開化的習性在不斷延續下去。為私利所驅使，他們無論自稱為新教徒或者天主教徒，都無關緊要。歸根結底，他們全是麥克白和麥克德夫的後代，正如莎士比亞以如炬的目光所洞察的那樣，全是沾有血腥的上層人物的子孫。
這些永難馴化、妒忌成性的幫派隻有出於一個動機，即在需要挾制他們共同的君主，他們的國王時，纔會馬上步調一致，因為對他們所有人來說，恭順都同樣不好受，忠誠都同樣不習慣。如果這“一群無賴”——土生土長的蘇格蘭人彭斯譴責這些人時這樣叫他們——還能容忍一種形同虛設的王權高踞於他們的城堡和產業之上，唯一的原因就在於一個氏族對另一氏族的嫉妒。戈登氏族僅僅由於免得王冠落入漢密爾頓氏族之手而讓斯圖亞特氏族坐在王位上；反之，漢密爾頓氏族出於對戈登氏族的忌恨而聽任斯圖亞特氏族當權。可是，如果一個蘇格蘭國王真要敢於統治，強使舉國上下講禮儀守秩序，憑青年血性，與倨傲而貪婪的勛爵們作對，那就是自討苦喫！遇到這樣的國王，這群彼此心懷敵意的惡棍立刻就親如兄弟抱成一團把他除掉：如果刀兵相見未能奏效，那麼殺手的匕首定能發揮作用。
這是一片上演悲劇的土地，陰鷙的貪欲把它撕得支離破碎，它的歷史宛如一首氣氛沉郁、荒誕不經的敘事謠曲，這個位於歐洲北端的海上島國小而又窮，這裡進行著永無休止的戰亂，國力遭到了徹底的破壞。那麼幾個城市——其實也談不上城市，隻是幾所依賴一座碉堡的庇護擠靠在一起的極其簡陋的房子而已——也一再被劫掠，被焚毀，始終富不起來，連平頭百姓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而貴族的城堡——今天還陰沉蠻橫地矗立在廢墟中——亦非裝飾高雅、富麗堂皇的真正宮殿，而是牢不可破的堡壘，符合戰爭的需要，並無為求賓至如歸而設計的柔和的造型。在這些為數不多的大家族和他們的奴僕之間缺少一個中間階層，這個階層擁有滿足需求的力量，以此養活國民。隻有從特威德河到弗思狹灣那一帶是密集聚居的地區，又因緊靠著英國邊界而一再遭到入侵、破壞，致使人口縮減。而在北方，人們沿著周圍無人居住的湖泊，穿過荒涼的牧地或者茂密的北歐森林，可以漫步幾個鐘頭而不見一個村莊、城堡或市鎮，不像在人煙輻輳的其他歐洲國家，那裡緊挨著一個又一個居民點，寬闊的街道上人來車往，進行著各種買賣，不像在荷蘭、西班牙和英國從飄揚著三角旗的泊地駛出輪船，遠渡重洋，運回黃金和香料。這裡還像在宗法制時期那樣，大家靠牧羊、捕魚、打獵來艱苦度日。在法制與禮儀上，在富裕程度和文化水平上，當時的蘇格蘭比起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至少落後一百年。隨著近代史的開始，在沿海各城市，銀行和交易所發達起來。但在這裡，凡是提財產，卻依然像處於《聖j》裡所說的時代，都以地有多大、羊有幾頭來衡量。瑪利亞·斯圖亞特的父親詹姆士五世有羊一萬頭，這便是他的全部家當。他並無王室珍寶，他沒有軍隊，沒有近衛確保他能行使王權，因為他支付不起養兵的費用。而勛爵們說了算的國會從來就沒有同意過國王真能用來施政的撥款。賴以勉強生活的必需品之外，其他一切全從國王富有的盟友，從法國和教皇處借來或由他們贈送。他那些居室和宮殿裡的每一條地毯、每一幅織花壁氈、每一副燈架都以屈辱為代價而取得。
這種永難解脫的貧困狀況無異於一個膿包，它將蘇格蘭這片美麗的淨土上治理國家的潛力虛耗殆盡，原因是：國王們、軍人們、勛爵們的艱窘與渴求使得蘇格蘭始終是各種外國勢力不折不扣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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