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如何定義成功——家庭美滿，擁有知己，腰纏萬貫，經濟有保障，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想成功等等，往往都需要具備幾個品質。心理學家在尋找能預示成功的個人品質時一致發現， 智力和自制力*能預示成功。到目前為止，研究者仍然不知道如何性地提高智力， 但是他們發現了，或者至少重新發現了，提高自制力的方法。 
我們認為，研究意志力和自我控制，是心理學家*有希望為人類幸福作出貢獻的地方。意志力讓我們在大大小小的方面改變自己和社會。達爾文在《人類的起源》裡寫道：“當我們認識到應該控制自己思想的時候， 便是道德修養到達了*高階段的時候。” 維多利亞時代的意志力理念後來不再受歡迎了，因為 20 世紀有些心理學家和哲學家認為意志力連存在與否都值得懷疑。 鮑邁斯特本人*初也對意志力持懷疑態度，但是他後來在實驗室觀察到了意志力：意志力如何讓人有力量堅持下去，意志力耗盡的人如何失控， 血液裡的葡萄糖如何給心智能量補充燃料。他和合作者發現，意志力像肌肉一樣，過度使用就會疲勞，長期鍛煉就會增強。 自從鮑邁斯特的實驗首次證明了意志力的存在，意志力就成了社會科學領域被人研究*多的主題之一（而那些實驗現在是心理學中被人引用*多的研究之一）。他和世界各地的同行發現，增強意志力是讓生活變得更好的*保險的方式。 
他們認識到了，*主要的個人問題和社會問題，核心都在於缺乏自我控制： 不由自主地花錢借錢，衝動之下打人，學習成績不好，工作拖拖拉拉，酗酒吸毒，飲食不健康，缺乏鍛煉，長期焦慮，大發脾氣……自制力差幾乎與各種人生悲劇都有關： 失去朋友， 被炒魷魚，離婚， 坐牢……它會讓你輸掉美國公開賽， 就像著名網球運動員塞雷娜·威廉姆斯（小威廉姆斯）曾經發生的悲劇； 它會毀掉你的事業，就像一個又一個卷入性丑聞的政客。摧毀整個金融體繫的過度借貸和過度投資，要部分歸咎於人們的自制力太差；很多人沒有存夠養老錢， 前景淒涼， 也要部分歸咎於人們的自制力差。 
讓人們說說自己*大的優點， 他們往往會說自己誠信、善良、幽默、勇敢、富於創造力， 甚至謙虛等，但是很少有人說自己的優點是自制力強。 研究者在問卷中列出了二十來個“性 
格優點”，在世界各地調查了幾千人，發現選擇“自制力強”作為自身優點的人*少。不過， 當研究者問到“失敗原因”時，回答“缺乏自制力”的人*多。 
當今人們面對的誘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讓人防不勝防。你的身體也許在盡職地上班，但是你的思想卻可能隨時開小差。你可能查看電子郵件、上臉譜網、聊MSN或者玩遊戲，磨磨蹭蹭，就是不想干活。一個典型的計算機用戶每天登錄不止三打網站。你也許瘋狂購物10分鐘就用完甚至超過1年的預算——誘惑無時不在。我們經常認為意志力是臨時動用處理緊急事件的力量，但是鮑邁斯特及其同事在*近的一項研究中發現， 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在德國中部招募了200個配有BP機（傳呼機）的男女， 每天從早到晚不定時傳呼他們7次，讓他們報告自己當時是否正在體驗某種欲望或者剛剛體驗過某種欲望。這項辛苦的研究，由威廉·霍夫曼（Wilhelm Hofmann）主持，一共收集了1萬多次報告。 
原來，有欲望纔是正常的。 BP機響起的時候， 10次中大約有5次，人們正在體驗某種欲望；還有 2 次，人們在幾分鐘前剛剛體驗過某種欲望。這些欲望，很多是人們努力抵制的。 
結果表明，人們醒著的時候，把大約 1/4 的時間用來抵制欲望——每天至少4小時。換句話說，你隨便哪個時間踫到的4個人當中就有1個正在用意志力抵制欲望，但那並不涵括所有運用意志力的情況，因為有時人們也運用意志力做其他事情，比如決策。 
在 BP機研究中，人們*常抵制的欲望，首先是食欲，其次是睡欲，然後是休閑欲——像工作期間休息一下，猜猜謎語、玩玩遊戲，而不是整理備忘錄。接下來是性欲，再往後是其他各種交往欲——像查看電子郵件、 上社交網站、 瀏覽網頁、 聽音樂或看電視。 人們報告說， 為了抵制欲望， 他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策略。*普遍的是找些什麼事做以分散注意力，不過有時候會直接壓抑或者苦苦忍受。 這些策略能否成功， 因具體欲望而異， 對抵制睡欲、 性欲或購物欲來說，效果非常好，對抵制看電視或上網的欲望或者一般休閑欲來說，效果不是太好。平均而言，用意志力抵制欲望，10次當中隻有5次是成功的。 
50%的失敗率聽起來讓人灰心， 而且根據歷史標準來看這個失敗率也許還要更糟。 我們無法知道，BP機和實驗心理學家出現之前的時代，人們是如何運用自制力的，但是那時的人所承受的壓力普遍小於現在的人。 
在中世紀，大部分人是農民，在田地裡長時間干著單調的農活兒， 身邊經常備著大量麥芽酒。 他們不會削尖腦袋往上爬，所以不記考勤（也不是非常需要保持清醒）。除了酒、性、閑散以外，他們的村莊也沒有多少顯而易見的誘惑。 
人們之所以修身養性， 主要是因為不想在公眾面前丟臉，而不是因為熱衷於追求完美。中世紀天主教的救贖，更多地在於敦促人們加入教會、 遵守教規， 而不是在於運用意志力做出英勇之舉。但是，到了19世紀，農民遷入工業城市，不再受村莊教會、社會壓力和普世信念的約束。 宗教改革讓宗教變得更個人主義， 啟蒙運動弱化了人們對所有教義的信仰。 隨著中世紀歐洲的道德確然性和僵化制度漸漸消逝， 維多利亞人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過渡時代。 當時有個流行的辯論話題， 即道德能否離開宗教存活下去。 維多利亞時代的很多人開始懷疑基於神學的宗教原則， 但是他們假裝自己是忠實信徒， 因為他們認為維護道德是他們的公共職責。 今天， 我們很容易嘲笑他們的虛偽和假正經， 就像嘲笑他們套在桌腿上的花邊套子一樣——不準裸露腳踝！不準挑逗人！ 如果你讀過他們*誠摯的有關上帝和職責的布道， 或者他們比較古怪的性理論， 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那個時代的人轉向奧斯卡·王爾德的哲學尋求解脫：“我可以抵制一切， 誘惑除外。” 但是， 因為新的誘惑不斷出現， 他們自然而然地尋找新的力量源泉。 隨著城市集中出現的道德敗壞和社會病讓維多利亞人擔憂， 他們開始尋找某種比神恩更有形的東西，某種連無神論者都保護的內在力量。 
他們開始使用“意志力” 一詞， 因為他們普遍認為其中涉及某種力量——某種內在的等價於工業革命時代蒸汽機的東西。為了增加意志力儲備，人們聽從英國人塞繆爾·斯邁爾 
斯在《自助》中的勸勉。塞繆爾·斯邁爾斯的《自助》 是19世紀大西洋兩岸*受歡迎的一本書。“天纔就是耐性”， 他提醒讀者， 然後從偉大科學家牛頓列舉到美國內戰期間著名南軍將領“石牆”傑克遜， 解釋說每個人的成功都是“自我克制” 和“堅持不懈” 的結果。 維多利亞時代的另外一位大師， 美國牧師弗蘭克·錢寧·哈多克出版了一本後 
來暢銷國際的書， 書名很簡單——《意志的力量》（The Powerof Will）。 為了顯得具有科學性， 他把它稱為“一種量可以增加、 質可以發展的能量”，但是他不知道——更沒有證據證明它到底是什麼。 在這個問題上更有發言權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有類似看法， 他提出理論說自我依靠的是涉及能量轉移的心智活動。 
但是，後來的研究者一般並不理會弗洛伊德的能量自我模型。直到*近， 在鮑邁斯特的實驗室，科學家們纔開始繫統地考察這個能量源泉。之前幾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 心理學家和教育家等一些饒舌的人，一直在尋找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證明它並不存在。 

意志的衰退 

不管是查閱各種學會年鋻還是閱讀機場勵志書， 你都會清楚地發現，19世紀的“修身養性”（character-building）理念早過時了。 20 世紀的人之所以不再那麼迷戀意志力， 部分是因為維多利亞人太過迷戀意志力， 部分是因為經濟變化和世界大戰。“一戰” 持續很久的流血殺戮， 似乎就是因為太多固執的紳士恪守“職責” 直到枉死。美國以及大部分西歐的知識分子提倡更輕松的生活觀——不幸的是， 德國的知識分子沒有。相反，他們發展出了“意志心理學”（psychology of will），在慘淡的戰後恢復期引導德國走下去。那個主題後來得到了納粹的擁護， 臭名昭著的政治宣傳片《意志的勝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就是*好的證據。 這部片子是德國女導演萊妮·裡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為納粹拍攝的， 專門記錄了 1934年的納粹集會。 納粹人“廣大民眾服從一個反社會者” 的理念， 
實際上就是維多利亞人“個人道德力量” 的理念， 隻是前者沒有後者光彩。 如果納粹代表了意志的勝利……好吧， 說到對公眾的壞影響， 沒人堪比阿道夫·希特勒。 
意志的衰退好像不是一件那麼壞的事情， 而且，“二戰”過後又有其他力量讓意志繼續變弱。 技術進步讓商品越來越便宜、人們越來越富裕， 因此刺激消費對經濟的增長至關重要， 
廣告催促大家立即就買。 社會學家識別出新一代“受他人引導的人”，引導這些人的，不是他們內心強烈的道德信仰， 而是周圍人的看法。 維多利亞時代嚴肅的勵志書，漸漸被人視為坐井觀天。 新的暢銷書是歡快的，像戴爾·卡內基的《人性的弱點》和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 的《積極思考的力量》（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卡內基花了 7 頁筆墨教人如何微笑。 他解釋說，正確的微笑能贏得別人好感，而贏得了別人好感， 成功就有了保障。皮爾和其他作者想出了更簡單的辦法去獲得成功。 
“物理學的基本因素是力，心理學的基本因素是可以實現的願望，” 他說，“堅信自己會成功的人，已經成功了一半”。拿破侖·希爾的《思考致富》（Think and Grow Rich）， 賣了幾十萬本。 在書中，他首先讓讀者決定自己想要多少錢並把答案寫在紙上， 然後讓讀者“相信你自己已經擁有了那麼多錢”。這些大師們的書會繼續賣到本世紀末， 他們的成功學可以濃縮成一句口號：“隻要相信，就能實現”。 
人們性格的這種轉變被一位精神分析師注意到了。 這位精神分析師名叫艾倫·惠理斯（Allen Wheelis），他於 20 世紀 50年代末揭露了精神分析行業的一個小秘密（他認為是肮髒的小 
秘密）：弗洛伊德學派的治療方法變樣了。 在劃時代巨著《身份的追尋》（The Quest for Identity）中， 惠理斯介紹了自弗洛伊德時代以來人們的性格變化。 弗洛伊德的病人， 大多是維多利亞中產階級公民， 意志非常堅強， 治療師很難瓦解他們的牢固防御、 改變他們的是非觀。弗洛伊德治療方法的核心在於，瓦解病人的防御， 讓病人明白自己為什麼神經質、 為什麼痛苦，因為病人一旦獲得了那些領悟就會相當容易地作出改變。 
然而，到了 20 世紀中葉，人們的性格變了。惠理斯及其同事發現， 與弗洛伊德時代的人相比，現代的人能更快獲得領悟，但是病人獲得領悟後， 治療往往就會陷入僵局、 *後失敗。 現代人不如維多利亞人堅毅， 因此沒有力量在領悟之後改變自己。 惠理斯使用弗洛伊德學派術語討論西方社會超我的衰退，但是他說的實際上是意志力的衰退。 在意志力衰退的同時， 出現了一句反主流文化口號——“隻要覺得好， 那就做吧！ ”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 20 世紀 60 年代， 即嬰兒潮出生的那代人成年之前。 
大眾文化一直在為 20 世紀 70 年代出生的“唯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慶祝自我放縱， 而且意志力再次遭到批判。這次批判來自社會科學家， 他們的人數和影響力在 20 世紀末急劇增加。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從非個人因素那裡尋找品行不端的原因： 貧窮， 相對地被剝奪、 壓迫，環境或者說經濟政治體繫的失敗。尋找外部因素， 能讓每個人都更舒服一些， 特別是能讓很多學者舒服一些。這些學者擔心，暗示人的問題是由人的 
自身原因造成的， 就有可能犯下政治上不正確的罪孽——“責怪受害者”。 而且， 社會問題好像比性格缺陷更容易解決， 至少那些提出新的政策方案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人是這麼認為的。 
“人可以有意識地控制自己” 的理念， 曾經一直受到心理學家的懷疑。 弗洛伊德學派宣稱， 成人的很多行為是無意識的力量和過程造成的。 伯爾赫斯·弗雷德裡克·斯金納（Burrbus Frederick Skinner）根本不尊重意識等心理過程的價值，認為隻需把它們看做強化的權變因素。 他在《*自由與尊嚴》（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中說， 為了理解人性，我們必須*書名中那些過時的價值觀。斯金納的很多具體理論都被棄而不用了， 不過他的一些思想在那些堅信意識服從無意識的心理學家中間卻獲得了新生。 意志變得如此不重要， 以致現代人格理論沒有考慮甚至提到意志。有些神經科學家宣稱已經證實意志並不存在。 很多哲學家拒絕使用“意志” 一詞。他們在辯論“意志的自由”這個經典哲學話題時寧願說“行動的自由”而非“意志的自由”，因為他們懷疑是否存在“意志”這種東西。 而有些人提到“意志” 時則輕蔑地說“所謂的意志”。*近，有些學者甚至提出，必須修訂法律體繫，廢除“自由意志和責任”這個過時的理念。 
鮑邁斯特 20 世紀 70 年代在普林斯頓作為一位社會心理學家剛剛開始工作時， 也和很多人一樣懷疑意志的存在。當時，心理學家們沒把焦點放在自我控制上， 而是放在自尊上。 他也隨大溜地研究自尊，還成了那個領域的佼佼者，證明了更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價值的人往往更幸福、 更成功。 那麼為什麼不幫助人們通過想辦法提高自信來獲得成功呢？ 對心理學家以及廣大民眾來說， 這個目標看似足夠合理。 當時，很多人購買了大力提倡自尊和“賦能授權”（empowerment）方面的暢銷書，像《我好，你好》（I’m OK, You’re OK）、《喚醒心中的巨人》（Awaken the Giant Within） 等等。但是，*終結果令人失望，不管是在實驗室內還是實驗室外。國際調查表明， 美國八年級學生超級相信自己的數學能力， 但是他們在數學測驗上的得分遠遠低於沒有他們那麼自信的韓國、日本等國家的學生。 
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 幾個研究者開始對“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 感興趣——心理學家用自我調節指稱大眾意義的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的復興運動並不是由理論家領導的， 他們當時仍然認為意志力是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古怪的迷思。但是， 一些在實驗室或現場工作的心理學家， 不斷踫到某種特別像意志力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