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外壓的開國
亞洲各國打開國門都是源於歐美列，其壓力的質量、數量以及對應的方法也因各國的情況各異而有所不同。每個國家的成熟度、發展度(即通常所說的內因)不同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來自外部壓力的質量、數量(即通常所說的外因)不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外因的作用要大於內因的作用。是在開國之初的條件，對以後國家的選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歷史學家直到目前為止，對這個問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有把握的研究方法。例如，對開國前的經濟和人民文化展程度能行“比較”，但對怎樣把握同時代“關繫”的方法還沒有確立。縱觀19世紀後半期亞洲諸國的開國情況，中國的開國是在1842年，日本的開國是在1854年，朝鮮的開國是在1876年，這種“時差”所含有的意義，也就是說各國來自外部的壓力和本國狀況的“關繫”等問題，還沒有搞清楚。
如果參照一下代化開端一覽表》的話，至少可以看清這樣幾個問題。日本從很早就熱心外國文化和制度，從總體上來講要早於中國21年，倘若加上不同開國的時間差，那就大概要早33年了。
數字所表示的問題如上所述，我認為質的問題還可以從以下3點去考慮，即不同的外壓條件；自身文化的強弱；跨代時社會變動的相異點。
關於不同的外壓的條件，如前所述戰敗後簽訂的條約與經過交涉談判後簽訂的條約是不同的，是賠款、割地的有無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問題。這種事情對以後社會的發展會有很大的影響。支付賠款後，自然要影響對經濟、教育的基礎性投資。同樣是投資興建工廠，但如果其資本來自外國，再加上由外國行管理，那就不可能自主地發展本國的政治、經濟。
努力吸收外國的文化和制度
談到這個問題，的例子應該是為了學編纂辭典的事情。對歐美人來說，在他們關心日本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關心中國了。為此，他們積極編纂華英辭典、英華辭典，莫裡森於1815～1823年間編纂的辭典可視為這方面最初之作。在日英辭典、英日辭典方面，麥都思在1830行了編纂。但是，麥都思所編纂的隻是稍具規模的辭典，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這方面的辭典問世。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日本人親自編纂了英和辭典。和英辭典，來源於平文的《和英語林集成》(1867年)，這應該說是出自外國人之手。
莫裡森、麥都思、平文都是傳教士，有的在駐外公館擔任翻譯。他們並不因為日本還是一個鎖國的國家而忽視收集該國的情報，因此他們就了解到日本人富有好奇心，是通過蘭學來掌握外國情況的。傳教士郭士立在編纂簡明日朝英辭典時就曾經指出，日本人是一個對語言學和科學技術都關心的民族。他對中國、朝鮮、日本以及有許多中國人移民的新加坡和暹羅(今天的泰國)所形成的東亞、東南亞的漢字文化圈很重視，並且知道漢字在日本也通用。他認為日本人能夠用自己的力量來編纂所需要的辭典，並且預見質量會不錯，他隻想起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的確，日本人出色地利用了這種局面。如前所述，在決定日本開國的《日美和親條約》的交涉過程中，佩裡方面拿出來的是用漢語書寫的條約草案，但美方又隻有韋爾斯威廉斯一個人懂得漢語。相比之下，日本的幕府官僚們幾乎都懂漢語，能夠逐字逐句行推敲，最後搞得佩裡方面惱火，但日本的主張卻因此被吸去。
清朝遲緩的對應
中國在與外行交涉時一定要使用漢語和官話(即與方言有很大區別的在科舉考的通用語言)。為此，外國方面要努力地學，編纂出許多詞典。值得指出的是，許多歐美書籍被譯成中文並不是出自中國人之手，而是由歐美人自己翻譯的。在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和魏源(《海國圖志》的編者)為了調查外國事情感到有學的必要，但這種學途就停止了。
其間，洋務派曾在1861年設置了相當於各國事務衙門，還附設了解外國情況和學的京師同文館。校長由美國人馬欽(中國名丁韓良，《萬國公法》的漢譯者)擔任。他後來成為所國立大學——京師大學堂的校長。辦學經費出自關稅事務費的1／3。正如前面所述，當時關稅行政由英國行管理，因此這樣做是可行的。
由於同文館隻招收滿洲貴族的八旗(正規軍之一)子弟，引起了漢人的不滿。在這方面應該肯定的是太平天國的洪仁玕，他對外國的情況了解的詳細，但卻不地崇外，也不地輕外，而是采取自主的方針。
在派遣留學生和駐外使節方面，日本也是走在前面的。1860年，為了使《日美友好通商條約》能夠獲得批準，幕府派出了遣美使節；1871年(明治四年)出訪的岩倉使節團，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參加了，達到了無人主持國政的程度。相比之下，清朝政府向外國派出使節已經是1874年了，即郭嵩燾出訪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