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語言文化研究涵蓋中國語言文學和外國語言文學，不僅是這兩個學科之綜合，而且極具邊緣交叉學科之特性。它與哲學、人類學、社會學、交際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除了語言學和文學這兩大支柱學科之外，還涉及語言哲學、語用學、修辭學、文體學、翻譯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跨文化交際學、人類文化學以及語言教學等學科方向。
《跨語言文化研究（第十一輯）》旨在向廣大讀者，尤其是跨語言文化研究學界和第二語言（外語）教育界的學者、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展現獨特的視角，提供具有全新參考價值的學科研究信息。

一 特約論文
《中美五大差異》緣起
21世紀以來的國內日語語法研究
郭和卿漢譯《青史》補訂（上）
西方翻譯研究的學科協同

二 語言與文化
Activity of English Denominal Verbs
——Exemplified by the Cognitive Seman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nominal Verbs of Eye and Ear
機構話語中的話輪轉換與身份建構
——以庭審話語為例
淺談德語外來詞產生及發展的跨文化理據
古法語中冠詞的使用

三 文學與文化
關注成長
——評雷蒙·斯尼奇的小說《悲慘的開始》
1919-1948年美國新詩變革的時代背景、藝術流派
及其詩歌試驗
荒誕中的共鳴
——淺析《等待戈多》
古羅馬道德價值觀中的抑奢思想
“女性主義詩學”何去何從？
——淺談肖沃爾特的《走向女性主義詩學》
“流亡性”與“業餘性
——薩義德關於知識分子的界定

四 語言與教學
互動式教學法在英語專業基礎英語教學中的實踐研究
基於網絡平臺教學的過程性評價研究
——以翻譯課程改革為例
基於JF Can-do體繫的基礎日語教學實踐應用研究
重建非英語專業研究生英語學習動機
——以陝西師大研究生英語教學教改為案例
國際化視野下博士生英語公共課模式構建探索
——以陝西師範大學為例

五 翻譯與文化
劉半農的創作與翻譯：互文性探析

六 研究生板塊
《沙漠之花》中女性話語權的建構
略論《藻海無邊》中男主人公的身份認同危機
從認知文體學的前景化看鮑勃·迪倫歌詞的文學性
國外中小學教師職後專業發展經驗對中國教師
教育的啟示
明代中日勘合貿易的變遷
——以日本政局變化為視角

《跨語言文化研究（第十一輯）》：
四 展望 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語言學研究也不例外。在此試對未來10-20年內的國內日語語法研究做一下展望。
第一，語法研究關乎日語學習和教育的基礎面，一直是研究的熱點，人員集中，成果顯著，這個勢頭不會改變。但應用於教學層面的實用語法研究會保持一定程度的熱度。如彭廣陸的教學語法建構、日本學者野田尚史的交際語法、庵功雄的教育語法的提倡等均體現了這一點。第二，中國人的語法研究與日本學者的研究接近，有的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基本同步。特別是隨著語料庫語言學的進步，以及人員交往的頻繁，對母語者內省能力的依賴已得到較大程度的減輕，這些因素加速了這一趨勢。我們必須緊追最新學術前沿。第三，語法理論、熱點層出不窮，更新換代更加頻繁。這些熱點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語言學帶來的影響。而國內語言學界對國外語言學新動向也十分敏感，故應加速與漢語學界的融合，促進漢日對比的進一步深入，這對日語語法研究也有推動作用。第四，與其他類型的語言學相互融合和互為補充，如認知語言學、語言類型學等。原型、背景化、語法化、圖式等概念現已成為語法學研究的普通術語。純粹的語法研究既不現實，也難以獲得很大的進展或突破，這要求研究者要視野寬，善於學習和融通。
最後，如前所示，日語語法研究走過了從注重形式結構、到開始重視功能語氣等主觀層面的轉變。在前者的興盛期，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興盛研究格、語態時，中日往來還不頻繁，國內日語學者從理論到方法還不掌握，但少部分人有機會負笈東瀛，在使役、可能等語態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做的不是日本本體語法研究，而是漢日對比，說明雖然包括句法學在內的形式主義語言學更注重語言的結構形式，但作為外國人研究日語本體還有很大難度，而漢日對比是一大途徑，也符合當時國內外日語教育黃金時期的客觀形勢需要。後來，隨著語法逐漸與功能相結合，在某種程度上語法研究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失去了形式上的依托，非母語者難以理解，內省力不足。但幸好隨著語料庫語言學的發展，中日間的人員交流和文化往來日益頻繁，特別是類型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學科與語法學之間的交融，非母語者的弱點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在此意義上，即便不刻意進行對比研究，作為外國人的我國學者也有可能取得不俗的成果，甚至出新，這也正是非母語研究者研究日語的意義所在。
換一個角度看，國內有純日本文化、日本政治研究，但也有比較文化研究、比較政治研究，可是為何漢日對比、漢日對比語言學會卻成為日語研究的主要方向、學界推崇的主要學會呢？恐怕國內學界的一般共識是：日語是外語，母語者可以內省，而我們缺乏這方面能力，並且對比研究還有助於解決教學實際問題。但除此之外，或許還有一個因素，即潛意識中試圖快步融入日本語言學界，獲得應有的關注與承認，這其實也涉及研究者主體性的問題。
還有一個涉及主體性的問題。現在不少專著，特別是博士論文成書，絕大多數是用日語撰寫，不覺略感遺憾。不少是為評定職稱之需，將博士論文或經修改後的博士論文出版，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十分可惜。漢日語言背後的思維、敘述方式上的機制原理不盡相同，有不少術語還未有定譯，故此即便是作者本人將日文譯成漢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用母語寫作或是譯成通暢規範的漢語，這本身其實就是將學術成果本土化的一部分，並且作為中國外語研究者的成果用母語寫作，還能受到國內其他研究語言問題的學者們的關注，也是中國日語研究者主體性的具體體現。日語屬於主觀性很強、主客合一的語言（主觀識解型語言）.作為外國人研究日語，理應跳出去從外部客觀審視分析日語的語言現實，而不是與日本人（的視角）融為一體。因此，選擇母語漢語寫作就十分必要了。《日語學習與研究》和《日語研究》等國內正規刊物都是要求中國作者用漢語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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