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新生代作家崛起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20世紀90年代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副刊與‘新生代文學’》充分抓住了馬華新生代文學在90年代興起的傳媒語境，一次從文學與副刊的角度，繫統梳理了20世紀90年代馬華新生代文學所呈現的各種面貌。《20世紀90年代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副刊與‘新生代文學’》立足於90年代《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兩大馬華報紙副刊，在跨學科研究的學術語境下，深入分析了副刊語境中馬華新生代文學的美學面貌、藝術特質、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同時揭示了90年代馬華新生代文學與華文報紙副刊之間深層復雜的關繫。

緒論 馬華文學研究對像、現狀與方法
第一節 作為文化鏡像的海外中文——馬華文學及其學術價值
第二節 相關概念、術語闡釋
一 字輩斷代法
二 馬華“新生代作家”
三 留臺與旅臺作家
第三節 相關研究回顧
一 馬來西亞華文報紙研究
二 馬華新生代文學研究
三 新生代文學與報紙副刊關繫研究
第四節 研究思路與方法

第一章 邊緣的聲音：華文報紙的承擔
第一節 參與的政治：華文報紙與華人話語權
一 宰制與回應：華人政治與文化生態
二 “為承認而鬥爭”：華人社會與華文報紙
三 時間帷幕：《星洲日報》、《南洋商報》
第二節 90年代：報紙副刊的文學承擔
一 花團錦簇：報紙文藝副刊巡禮
二 文藝副刊：夾縫中的文化空間
三 編輯理念與副刊走向——以張永修為對像

第二章 馬華報紙副刊與作家代際演變
第一節 副刊變革與新生代崛起
一 副刊改版與秩序重構
二 文學專輯、專欄與“新生代”
第二節 馬華報紙副刊與文壇論爭
一 從“‘馬華文學’全稱之商榷”到“開庭審訊”
二 從“經典缺席”到“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
三 從“當代詩選”到“當代文學大繫”
四 從“中國性”到“奶水論”
第三節 文壇論爭與文學“新生代”
一 副刊“課題”與文壇論爭
二“廣場”、“話題”與文壇論爭
三 “課題”、“話題”與新文學史策略

第三章 副刊語境與新生代詩歌書寫
第一節 文藝副刊與新生代詩人
一 副刊與新生代詩人的文學史登場
二 扶持與展示：詩歌新美學的生成
三 詩歌新觀念與文學空間之互塑
第二節 副刊語境與新生代詩歌的文化政治
一 棲身於副刊的詩性言說
二 新生代詩歌的政治性
三 新生代詩歌的文化政治表述策略
第三節 放逐書寫及其詩學韻味
一 放逐與離散
二 傳統意識的放逐書寫
三 新生代詩人的自我放逐與主體建構

第四章文藝副刊與新生代小說
第一節 棲身於副刊的新生代小說
一 媒介文化與新生代讀者群
二 報紙副刊對新生代小說的推動
三 反思：文學性的流失
第二節 文藝副刊與新生代小說的歷史書寫
一 歷史何以言說：文藝副刊的視角
二 下南洋：歷史的盡頭
三 “鄉關何處”：故鄉與原鄉
四 族裔傷痛：馬共與種族政治
第三節 副刊語境中的新生代主體性建構：以黎紫書、
黃錦樹為對像
一 參與的主體性：副刊的意義
二 “告別的年代”：“母土”中的黎紫書
三 “由島至島”：弒“父”的黃錦樹

第五章 報紙副刊與新生代散文
第一節 副刊“換帥”與新生代散文
一 本土化：副刊與新生代的共鳴
二 “換帥”與新生代的登場
第二節 報紙副刊與新生代文化散文
一 副刊“規劃”與新生代文化散文
二 副刊與“文學民意”的生產與傳播
第三節 文化散文的政治學與美學訴求
一 “原鄉”神話：疏離與撕裂
二 “新神州”：“隸屬”與“歸屬”
三 文類“互滲”：“論說化”、“詩化”、“小說化”
第四節 “副刊化”生存：散文發展的“雙刃劍”
一 “生活流”、“談話風”與“文化”
二 “公共性”取向與議論性散文
三 “媒體革命”：機遇還是威脅?

第六章 報紙副刊與新生代理論話語
第一節 新生代的文學批評生態
一 在地批評與本土觀照
二 旅臺學者與邊緣論述
三 直面相同的對像：在地批評者與旅臺學者比較
第二節 評論專欄、專輯與新生代
一 副刊的評論專欄與專輯
二 張永修的“有所建樹”
第三節 報紙副刊與新生代文學批評
一 合理的在場：新生代批評的副刊空間
二 話語的狂歡：副刊語境中的文學論爭
三 辯證的反思：朝向一個學理性批評空間

第七章 “花蹤”與新生代群體的崛起
第一節 《星洲日報》與花蹤文學獎
一 “花蹤”的誕生背景
二 “花蹤”的獎項設置
三 花蹤文學獎的“奧斯卡”效應
第二節 “花蹤”與新生代的成長
一 “花蹤”與文學場“占位”
二 步入“花蹤”舞臺的新生代
三 “花蹤”與新生代“文學典律”的生成
第三節 “花蹤”與新生代文學追求
一 “花蹤”與新生代創作的“本土性”
二 “花蹤”與新生代創作的美學追求
三 “花蹤”盛宴之後的反思

第八章 反思：90年代馬華報紙與新生代文學
第一節 依附或互動？
第二節 共同的抵抗：生動與深刻的時代文學
第三節 抵抗與妥協：艱辛與悲情的“文化表演”
第四節 互動之後：反思
後記

《20世紀90年代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副刊與‘新生代文學’》：
不過，作者沒有通過具體論述和文本對照證明此觀點，未能對入選本屆詩年選中立意較為淺顯、語言較為粗糙的作品進行析論；也沒有就馬華詩壇發展涉及詩歌書寫狀況。其實這也反映出馬華文壇長期以來的文化處境，迫切希望借助外來的認同緩解內心面臨的文化焦慮。客觀地說，這一困境直到今天都沒有徹底解決，文化自信心是一個持續的問題，它必須通過高等教育、學術研究、專業期刊等平臺組建的綜合評價機制纔能真正確立。
1996年，張光達接手詩選工作。作為表達詩歌觀察和審視的一部分，張光達在年選前面附了一個長篇序言。他意識到詩選與文學史的關繫，重點闡釋了以文本為中心的標準，同時也謹慎強調了對題材與藝術的嚴格區分：“編一部詩選，一部涵蓋1996年度南洋文藝所刊載的詩選，我注意的是詩的文本，文本的表現內涵和藝術效果。歷史傳統的題材是一種可能，與傳統歷史切斷的素材也是一種可能，但是題材卻絕不是我最終的關懷。前者在詩語言的粗糙和概念的陳舊注定了大部分這類的作品無法人選，後者在作品中展現的實驗精神和豐富新穎的宏偉視野令我震撼，深深被其中的可為不可為的詩生命力感動。”年選由張景雲、方昂、張光達任復審（王潤華編的年選《鏡子說》復審委員由吳岸、張景雲、溫任平、傅承得擔任），照顧到作者的涵蓋度，但也從數量上體現出對重點詩人和作品的關注傾向，鄭雲城11首，林金城5首，辛金順9首，宋飛龍4首，陳強華4首，鐘可斯3首，邱琲鈞、方昂、釋開御（李敬德）、張光達、陳大為、楊啟平、許裕全各2首，其餘詩人皆1首，從這裡的入選篇幅可以看出新生代詩人占據絕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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