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品質與行為相互確證，構成人一品質一行為的倫理價值生態，不僅是一種價值的生態，更是一種倫理的生態。品行規範化離不開行為目的的科學預制，必須基於歷史與現實、主觀與客觀、能動與受動的邏輯統一。品行失範既與評價標準媚俗有關，也與主體功能弱化關繫密切，矯治不僅賴於德-得倫理建構，還在於道德評價標準的持續更新。人的品行規範離不開文化涵養，唯有中西互鋻、推陳出新纔能最終以文化人。當然，人-品質-行為的倫理價值生態不僅是個體的，也必然是群體的，唯有二者合一，個體纔免於淪落為抽像人，進而真正成為一個人，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的實踐衝突纔得以和解，人的全面發展也纔能實現。

卞桂平，1976年生，安徽宿松人，哲學博士（後），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研修學者，師從中國人民大學郭湛教授、東南大學樊浩教授。現為南昌工程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哲學倫理學。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中國博士後面上基金等各類項目近10項，獲省級社科成果獎2項，專著1部。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論文近40篇。曾獲贛、粵、桂、瓊、滇五省區高校思政課比賽三等獎、江西省高校青年教師思政課比賽一等獎。

導論
第一章 人、品質、行為
第一節 人的品質內涵及其倫理特質
第二節 人的行為內涵及其倫理特質
第三節 人的品質與行為的倫理辯證
第四節 知行合一的實踐難題

第二章 意願、被迫、無知
第一節 倫理行為的三重維度
第二節 行為冷漠的倫理形態及實質
第三節 行為冷漠與倫理調適

第三章 人、目的、行為
第一節 行為的目的性
第二節 目的與行為實現
第三節 現實的目的與行為

第四章 人、利益、行為選擇
第一節 認知、情感、意志
第二節 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
第三節 行為選擇的倫理-道德生態

第五章 評價、品質、行為
第一節 道德自我評價與道德社會評價
第二節 道德評價的二維形態
第三節 道德評價的價值動因
第四節 道德評價的倫理基礎

第六章 文化、價值、行為
第一節 人的品質的文化生成
第二節 人、品質、行為的倫理生態
第三節 文化、品質、行為的邏輯演進
第四節 文化品行：中方與西方

第七章 品質、行為、實踐主體性
第一節 人的品質與實踐主體性
第二節 人的行為與實踐主體性
第三節 品質、行為與實踐主體性的價值生態

第八章 群體、品質、行為
第一節 群體、品質、行為的倫理生態
第二節 倫理形態一：農民群體
第三節 倫理形態二：農民工群體
第四節 倫理形態三：留守兒童群體
第五節 倫理形態四：青年群體
第六節 倫理形態五：黨員群體
第七節 倫理形態六：教師群體

第九章 主體、價值、行動
第一節 前主體性、主體性、公共性
第二節 規律、受動性、能動性
第三節 主體訴求的倫理生態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人-品質-行為的倫理價值生態》：
梳理亞裡士多德行為理論，並非隻是純粹、形而上學的理論澄明，更為深層次的旨趣，在於闡明其所蘊含的深刻意義。面對當前社會“行為亂像”的層出不窮，有待進一步追問的是：相關事件的頻發能否全責於現代人的道德冷漠？行為主體在實施行為過程中是意願的、被迫的還是無知的呢？潛隱的因素又是什麼？又該如何消解？《人-品質-行為的倫理價值生態》僅以廣東“小悅悅”案例為討論範型，從“特殊問題”進行“普遍意義”的倫理思考。
仔細梳理“小悅悅”事件即可發現：18名路人的“冷漠行為”並不屬於亞裡士多德所闡述的“無知行為”。因為，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三卷中，亞裡士多德對“無知行為”有過這樣的描述：“一個人的無知，在於對自己是什麼人，在做什麼，在對什麼人或什麼事物做什麼的無知；有些時候，也包括對用什麼手段——例如以某種工具——做，為什麼目的——如某個人的安全而做——以及以什麼方式——如溫的還是激烈的——去做等等的無知。一人除非瘋了，否則絕不會對這些全然不知。”①顯而易見，事件當中的18名行為主體顯然不屬於這種“除非瘋了”的無知。當然，他們也不屬於亞裡士多德所描述的“無知的狀態”。因為，“無知的狀態”具有“喝醉的人或者處於盛怒中的人”的特點。從事件調查的詳細資料分析看，這些人也顯然不屬於這一類。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他們的行為是屬於“意願行為”還是“被迫行為”呢？根據亞裡士多德的分析，衡量行為是“意願”還是“被迫”的關鍵在於行動的“初因”。如果“初因”在外，且對之“完全無助”，則是屬於“被迫行為”。相反，如果“初因”在內，且持有某種行為的“目的”，則更傾向於“意願行為”。即“但是，如果人們所做的行為是由於懼怕某種更大的惡，或出於某種高尚[高貴]的目的，他是出於意願的還是違反意願的就可能有爭論”①。在這種亞裡士多德所描述的“混合型”行為中，18名路人的“冷漠”更傾向於“意願行為”。因為，他們並非“不知善”，關鍵時刻的“視而不見”存在著“外在的”、在他們看來可能“完全無助的初因”，並且也含有規避“巨大的惡”的目的。因此，“這些實踐是混合型的，但是更接近於出於意願的”②。這表明：這類事件所訴諸的，並非僅僅簡單地歸結為“道德”，思索的重點更應該放在深入探究“被迫行為”的“初因”上。即，究竟是何種外因導致18名行為主體感覺“完全無助”而主觀選擇消極行為？能否科學闡明這個問題，直接關繫到這一類問題的實質性解決。
在國內此類案例中，2006年末發生於江蘇南京市的一起引起極大爭議的民事訴訟案，具有極其重要的“轉折性”意義。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壽蘭在公交車站摔倒，鋻定後構成8級傷殘，老太太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宇，並告到法院索賠1。彭宇自稱上前攙扶、聯繫其家人並送其至醫院診治，屬見義勇為，並非肇事者。隨後，老太太咬定彭宇將其撞倒並向其索賠。雙方對簿公堂。南京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彭宇給付老太太損失的40%，二審和解結案。此案在社會中引起強烈反響，此後類似彭宇案的各種版本在各地出現，引起民眾對“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攙扶”的激烈討論。2014年2月，這一類事件更是爆出了“升級版”③。正是這種“實然”對“應然”的顛覆，催生出當下人的彷徨與焦慮，“被迫”做出違反道德自覺的“冷漠行為”，也進而引發現代人的價值觀念轉換，乃至催生出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
……

品質與品德、品性及品行等概念既相互關聯，又彼此區別。對品質含義的注解，不同學科因所持立場的差異會有所不同。一般認為，品質是指“人在心理和行為方面帶有穩定性傾向的個性特征，個人在其行為整體中所展示的素質、人品和價值意義”。與“物品的質量”所標識的“自然屬性”不同，唯物史觀語境中的人的品質，更多地指向人的“社會屬性”。是指人在“實踐活動中”所表征的心理、行為上的個性特質，所凸顯的是“人以何種方式存在”的問題。因而，也就呈現出顯而易見的“意義”論域。人具有何種品質，不僅僅體現為人的“好”與“壞”，或是“善”與“惡”，而更為深層次的意義在於：人具有何種品質，既關繫到“人之為人”的本質力量實現，乃至關繫到社會能否進步以及取得何種程度的進步。也正如無政府主義思想家麥克斯·施蒂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說：“隻要組成和構建一個社會的那些人依然是舊人，這個社會就不能更新。”所言說的就是人的品質之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當前，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人面臨著二重倫理困境：一方面，是人的主體性有如冉冉升起的朝陽，催生現代人的雄心與壯志；另一面，卻是市場經濟的“追名逐利”所誘發的拜金主義與享樂主義，導致“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人的品質的極度異化，也不斷催生“小悅悅事件”“中國式過馬路”等諸多“反現代性”的社會倫理行為。因此，剝離紛繁復雜的行為表像，透析人的品質生成、實現以及評價的內在機理，對進一步規範現代人的行為，激發人的最大潛能，促進社會和諧與進步，就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人的品質生成”涉及的根本與核心問題是：人的品質是一種先驗存在，還是後天養成？對如上問題之探討，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從未間斷。
在中國先秦哲學中，儒家對這個話題探討尤為充分。孔子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的哲學命題。在他看來，人的品質生來應該是相近或者說是趨同的，但是，由於後天因素，人的品質就呈現彼此不同的內在特質。當然，人性究竟是什麼？孔子並沒有進一步地細致澄明，在一定意義上，隻是留下了一個懸置的、有待進二步闡發的哲學命題。針對如上命題的注解，孟子與苟子呈現出不同的理論進路。孟子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孟子·告子上》）對人的品質問題上，明確提出：“善”的品質與生俱來。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個體之間之所以出現差異，是源於後天因素。孟子同時也指出：“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強調人要想成就“善”的品質，必須“盡性知天”“反身而誠”（《孟子·盡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