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指出，“佛學像百貨店，……人們可去可不去；道家則像藥店，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儒家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喫的。”作為“糧食店”的儒家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君子人格與君子之道是商科教育過去、現在甚至未來都需要的“糧食”。
《君子文化與高等商科教育》采用思想史、學術史和教育學相結合的方法，在大量搜集整理清末民初以來的相關文獻基礎上，比較扎實地梳理和總結了我國商科教育百餘年歷史延展的脈絡和特點，較為繫統地揭示了商科教育在中國發生發展的過程與全貌，特別是通過與君子文化的融合，對於進一步認知和推進現代中國商科教育轉型及其中國氣派的構建具有重要的意義。竊以為，這一研究能夠豐富人們對我國商科教育的認知，也能夠為當下的商學建設提供一定的啟示。

陳飛虎，1971年生，湖南祁東人，湖南商學院副教授。先後於湖南師範大學修讀漢語言文學專業、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專業、高等教育學專業，2011年6月獲教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高等教育哲學、大學課程與教學論、高等商科教育管理。主持省級課題7項，作為主要成員參與完成國家課題6項、省部級課題12項，編著中學語文教輔用書15部。專著《大學教育智慧論》獲湖南省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堅信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健全而又活潑的生命、豐盈而又智慧的靈魂，堅信高等商科教育的力量與尊嚴在於融合君子文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的緣起與意義
第二節 國內外相關研究現狀述評
第三節 學術思想與主要觀點

第二章 君子文化的教育學意蘊
第一節 君子文化的源流
第二節 君子的人格範式

第三章 我國高等商科教育百餘年歷史演進
第一節 我國商業學校教育的源起
第二節 清末高等商業教育的萌生
第三節 民國時期高等商科教育的興起
第四節 商科教育的現代成長

第四章 我國商科教育的價值取向與人文精神
第一節 我國傳統商科教育的價值取向
第二節 儒商的君子品行
第三節 融注君子文化：商科教育的力量與尊嚴

第五章 君子文化與我國商科人纔培養的中國氣派
第一節 高等商科人纔培養的國際經驗
第二節 我國高等商科人纔培養的中國氣派
第三節 君子文化與我國高等商科教育融合創新的路徑與策略

參考文獻
後記歲月很安靜

《君子文化與高等商科教育》：
第一節我國商業學校教育的源起
“商業教育是近代興起的一種教育形式，它將商與學結合起來，培養了一大批具有現代商業知識，並掌握新型商業企業經營管理方法的專門人纔。”“民國教育史將商業教育列入實業教育、職業教育”。（馬修進，2015）
學術界關於商業教育的界定通常有兩種：一是狹義的商業教育，僅指學校商業教育；二是廣義的商業教育，包括學校商業教育和社會商業教育。如民國時期私立復旦大學商業院院長李權時1933年出版的《商業教育》將商業教育分為學校商業教育和社會商業教育兩大類，學校商業教育又分為初等商業教育、中等商業教育和高等商業教育。（馬修進，2015）《君子文化與高等商科教育》的商業教育主要指學校商業教育。為了論述的需要，有時也包括職業學校和普通學堂附設的商業教育，有時還涉及商業補習班教育等。
商業學校教育的起源，時間並不太長，歐美不過是19世紀中葉的事情，日本也是在明治維新以後。中國古代同樣沒有商業學校教育，那時的商業教育一般是學徒式商業技能教育。到了近代，商業發展一日千裡，銀行、鐵道、海運、保險等新興事業要求有較復雜的理論和有一定秩序的經營法則，而隻受過學徒教育卻沒有接受過新式商業教育的商人已不能適應近代商業發展的需要。於是，近代商業學校教育起而興之。
一、師徒傳承：古代商業學徒制教育
在傳統教育中，簡易的社學和私塾隻教學生認讀寫《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等，而各種實用雜字和日常技藝，如打算盤、記賬等商業技能是在商店工作實踐中學到的。古代的商業教育一般是徒弟居於店東之家，店東教以商業技能的同時供給衣食住行。徒弟修業年限大約為三年，期滿之後為商店職員。若干年後，積累了豐富商務經驗和資本的徒弟則可自為店東。這種培養商業人纔的方式在唐代行會中盛行，有論者稱其為“我國商業教育之嚆矢”（袁福洪，1977）。這種方法簡單實用，一直沿用至近現代。
在這種學徒制下所獲得的訓練在古代商業中是有用的，它可使一般青少年“於不知不識之間，逐漸明晰買賣的要務，通曉商品需供之實際，理會商業經營之緩急”，且“徒弟與主師，親若父子，儼然家族，彼此之間，於道藝外，猶多密切感情，其能得圓滿之效果”（全國商會聯合會報，1916）。店徒於商務的實踐活動中，在資深店員或店東掌櫃的言行示範中，進一步接受從司酒、敬茶、侍奉掌櫃的雜務訓練到記賬、珠算、識別貨品、鋻認金銀品色的專業訓練。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培養，天性聰穎、品行可靠、可資造就者，還有望秉承掌櫃的看家本事和經商秘箋（吳玉倫，2008）。因為那時“商業規模狹小，組織簡單，販路不出乎一地，市場無模範的經營，內外關繫盲然莫察，惟就其局部之事，心會躬行，則已綽有餘裕，至科學的研究實非必要。”（全國商會聯合會報，1916）適應當時商業水平，學徒制教育有其成功和可取之處。
“隨著行會制度的產生與發展，學徒制也逐漸規範起來，到了明清時期不僅有了各方面的約束章程，更有了制度保障。學徒制散布範圍廣、歷史漫長、影響巨大，普遍存在於古代職業教育中，在人類教育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既是一種獨特的職業教育形式，又是社會教育形式之一。”（馬修進，2015）到明代中後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蘇杭等江浙地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空前活躍，商品流通不斷加強，於是，在工、商行業出現了以維護自身利益為宗旨的行會組織。普通人想要進人工商行業，進而擁有經營資格，必須從學徒開始做起或擁有學徒經歷，從而受到行會的控制。“行會用約定俗成的規矩和制定嚴謹的行規來約束學徒，從入門、訓練、培養、日常考察到考核出徒等。”“民間學徒制並不像官營學徒制那樣有著繫統的培訓流程、規範嚴謹的管理模式”（馬修進，2015），以口頭相授和親身示範為主，情感關繫是維繫師徒關繫的重要紐帶，注重“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師徒之間的傳承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為傳統社會的文化生活、社會生產做出巨大貢獻，並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發展。”
……

在中華民族內部，傳承著一種“拎得起、放得下，傳得遠、推得開”（徐小躍，2005）的君子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君子文化核心思想與我國高等商科教育所追求的“經商之道”和“立國之道”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的融合能推動我國傳統文化精髓和價值標杆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並能更好地構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商科教育有道德、有筋骨、有溫度、有擔當的“中國氣派”。“中國氣派”是凝心聚力、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也是我國高等商科教育趨向成熟的重要標志，洋溢著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信。新時代，新氣像，新作為。構建我國高等商科教育的“中國氣派”正當其時，這既是我們自己的迫切要求，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的紅利。
一、當代個體性：無根、無助與重建
“個體”在當代社會具有不同尋常的特殊地位與意義，已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出發點。“個體化”已成為高度分化的當代社會的結構特征之一。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中國，人們在思想和經濟上獲得了空前的獨立和自主，其中的個體化過程雖然不同於西方的發展軌跡，但在西方個體化過程中發生的排斥、抽離與去傳統化特征在今天的中國也發生了。個體正變得越來越獨立和更具個體性。
然而，當代社會在分享“個體性”的獨立與自主的同時，必將承擔隨之而來的風險和痛苦。每個個體在構建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時，把一切存在看成為自我服務的對像和工具，著重於對事、對物、對人的認知與算計，漸漸隔離了與事物和他人的相通性。例如，誠以待物的傳統在個體的傲慢與僭越中難免被“物”反支配；禮以待人的心靈感通在個體的自戀與自足中難免殘缺與無助。不管何種群體，似乎人人都生活在痛苦與精神衝突之中：無根、孤立與矛盾。這是個體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個體靈魂無所依歸的表現，但又不是任何一個個體造成的問題。尋找一條能將已經個體化了的人重新整合在一起的方法與路徑，是這個時代的重要課題。
我們不能指斥“個體化摧毀了傳統”，不能忽視個體性是內在於歷史邏輯的。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面對改革浪潮和外來誘惑而產生的內部個體化變革是近代史中的一種普遍趨勢。我國也不例外。盡管個體化對傳統文化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壞，但如果沒有個體化的突圍，就不能樹立新的東西。沒有新的東西，傳統文化就會成為歷史的遺跡和景觀，從而失去現實個體和民族的血肉支撐。
生命、自我、靈魂是人身上三個最重要的東西。這是人之為人的本質，也表明了“自我”與“個體”在當代社會的至高地位與特殊意義。每個個體都是自我靈魂的投射。而靈魂不是空中樓閣，也需要依歸之所，正如奧地利現代主義詩人裡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說：“靈魂失去廟宇，雨水就會滴在心上”。裡爾克的呼吁折射出當今時代的精神需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克服個體性的片面性和抽像化，尋求既具個性又具“共法”的理想人格，並在此基礎上重建個體靈魂的“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