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傳統社會行業共同體的生成來看，物產的地域性、市場的分割性等因素誘發“同鄉同業”的經營傳統進而使得同行從業者在鄉情地誼的紐帶下形成自發的結合。
《基於行業共同體的我國行業自治研究》共收錄了七章，包括導論、文獻述評與理論框架、中國傳統社會行業自治研究、當代中國行業自治研究、溫州行業自治的理論分析、研究發現與理論分析、討論與結論。

汪火根，1975年生，安徽宣城人。2016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獲社會學博士學位。現為南昌航空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先後主持省級課題四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一項，在CSSCI來源期刊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個人研究興趣主要為社會信用、社會組織與社會治理。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選題緣由與研究意義
第二節 基本思路、內容結構、主要觀點、研究方法
第三節 研究的創新
第四節 基本概念界定

第二章 文獻述評與理論框架
第一節 國內外研究文獻述評
第二節 嵌入性理論與自治理論

第三章 中國傳統社會行業自治研究
第一節 中國傳統社會行業共同體何以生成
第二節 中國傳統社會行業自治的社會基礎
第三節 中國傳統社會行業自治的實現機制

第四章 當代中國行業自治研究：以溫州為例
第一節 溫州行業信用問題生成原因分析
第二節 溫州行業共同體的生成邏輯
第三節 溫州行業自治的實現機制

第五章 溫州行業自治的理論分析
第一節 溫州行業自治的條件
第二節 溫州行業自治的理論分析框架
第三節 溫州行業自治的“鎖定”效應
第四節 溫州個案研究的普適性、學術和政策研究價值

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理論分析
第一節 中國行業共同體的生成機制及其特點
第二節 行業共同體的本質與行業自治的機制

第七章 討論與結論
第一節 溫州行業自治與西方自治的比較
第二節 體制內生的行業組織改革與自治困境
第三節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訪談大綱
後記

《基於行業共同體的我國行業自治研究》：
（一）精英的行為動機
精英一般擁有自治需要的資源，比如說為商會提供經費贊助，自身的經營能力突出、擁有較高的社會聲望，甚至具有人大代表等政治身份。在溫州民間商會的領導人一般都是由業內龍頭企業家這些行業精英出任，這些龍頭、骨干企業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較高的社會聲望，其競爭商會會長的動機按理說不會太強烈。但是無論從筆者的直接訪談還是從媒體的間接訪談資料來看，在溫州很多實力強勁的企業家都願意出任會長一職。我們不能將之單純理解為企業老總人格上的高尚，而要從超越個體的因素去考量。比如說在產業集群下，以龍頭企業為產業核心，聚集了大量的為其生產配套服務的中小企業，龍頭企業與眾多中小企業之間的產業依存度極高。以樂清市柳市鎮為例，這裡有全國最大的低壓電氣產業集群。以正泰和德力西兩大巨頭為核心，周圍聚集著數以千計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大都為這若干個龍頭企業生產配套產品。這些龍頭企業的負責人出任行業組織的會長，一方面有助於帶動行業的整體發展和產業升級，同時也促進了自己企業的發展。因為沒有配套企業的跟進，僅僅靠龍頭企業單打獨鬥是很難實現產業發展的。尤其是溫州經濟的外向型特征明顯，很多產品直接出口到國外，在國際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的今天，產業升級的壓力加大。若沒有龍頭企業的帶領，整個行業的產業升級將極為困難。因此，行業精英人物的奉獻精神，就不僅僅是利他而且也利己。
對於精英人物的奉獻精神，也要將之置於溫州產業集群尤其是溫州人的網絡中加以考量。由於精英嵌入在社會關繫網絡中，因此不是完全理性化的個體，其為行業發展的奉獻精神能夠獲得來自網絡中的聲望評價，以及獲得其他利益。在溫州很多的民營企業都存在跨行化經營的現像。精英為行業發展所做的奉獻，不僅僅是為了獲得社會聲望上的回報，同時也是為自己積累商場中的人脈。筆者在訪談溫州市F商會的常務副秘書長C時，他就直言不諱地說，他以前也是做F行業生意的，但現在這一行特別難做，競爭很激烈。他辭掉自己的生意來競聘F商會的副秘書長，目的是為了增長一下見識。因為溫州F商會相比國內同行來說，對內對外交流都比較活躍，因為全國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都有溫州人。在F商會工作有助於開闊眼界，同時也有助於積累自己的人脈。
在溫州這樣一個熟人社會，擔任商會領導本身就是一個人品、能力等方面的符號。所以溫州行業組織出現專職會長現像。筆者在F商會調研時，商會提供的資料顯示，F商會的現任和前任會長都辭去公司領導職務而競選F商會的會長。這不能完全歸因於會長個人的奉獻精神或者人格高尚，畢竟商人在商言商，利益仍舊是最主要的動機。溫州人素來有在圈子內抱團發展的傳統，這個圈子不僅僅限於某個行業或產業小圈子，它是更為廣泛的溫州人商圈。行業精英出任會長，有助於為其在溫州商界積累聲望與人脈。在封閉而關繫密集的圈子內，這種人脈和聲望具有社會資本意義上的價值，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回報，因此其纔有動機去全力經營行業組織。
……

在自生自發市場中，同行從業者一般會在先天的血緣、地緣等基礎上形成互動的共生關繫，進而形成行業共同體之類的自發性組織。比如在中國古代社會晚期尤其是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來自同一地方的商人因先天的地緣等因素形成對某類商品的壟斷經營，此即“同鄉同業”的經營現像。與此類現像相伴隨的，是在許多區域性市場和工商業中心形成大量的行會、商人會館、同業公會等行業共同體。而在當代中國的溫州地區，由於民營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自發市場的發展和“同鄉同業”的經營方式等也促使民間商會等行業共同體蓬勃發展。借助於“同鄉同業”的經營方式和行業共同體，同行從業者在將外來者排擠出本行業的同時，也對行業內部從業者之間諸如假冒偽劣、虛假宣傳、剽竊技術、競相削價、違規收徒等違反行業習俗和行業規則的行為加以約束以維護行業聲譽和行業利益，這種約束主要通過行業內部的對話協商、共同約定、集體抵制等手段或者說依托行業內部自發的群體或組織力量來實施。
從中國傳統社會行業共同體的生成來看，物產的地域性、市場的分割性等因素誘發“同鄉同業”的經營傳統進而使得同行從業者在鄉情地誼的紐帶下形成自發的結合。而傳統社會對工商業活動的不直接干預以及流寓他鄉的工商業者對公共性服務的需求等因素，也促使同鄉從業者形成自願的結合來進行自我管理，由此導致行業共同體的生成。這種行業共同體一般以先天的親緣、地緣紐帶建立起來，成員之間形成具有相互連帶關繫的封閉性網絡。在封閉性網絡內，行業共同體借助於公共議論、集體排斥等樹立共同體的權威。這種相互連帶的封閉性網絡和共同體的權威構成中國傳統社會行業自治的重要社會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行業共同體通過連帶責任機制、風險共擔和相互扶持機制以及跨地緣鏈合機制等來實現行業問題的自治。
在當代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管控的社會管理體制等抑制了民間社會的自主性。但浙江溫州卻在民間行業共同體的發展和行業自治上樹立了一個典型。溫州民間行業共同體具有自身特有的生成邏輯，即在面對嚴重的行業信用危機甚至地方信用危機中，溫州地方政府以自身的靈活變通為民間行業共同體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外部制度供給。而溫州民營經濟與產業集群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日益發展壯大的民營企業家群體以及溫州人抱團的生存理念等，則為溫州民間行業共同體的生成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行業共同體視角下，溫州行業問題的治理主要通過政治嵌入機制、精英治理機制、聲譽機制和信任網絡機制等得以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