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東亞》選取了十二篇文章，跨越了1993到2010年前後近二十年的時間，這二十年正是韓國“東亞論”最為活躍的階段，因此具備了編纂成書，近距離了解與觀察的可能。而書中十二位作者，正分別代表韓國老中青三代學者不同的學術視角和學術態度。盡管本書中所編譯文章並非全部為論文，有的是會議演講稿，有的則為隨筆式短評，似有參差不齊的感覺，但在編譯者看來，“東亞論”不應該局限於枯燥思辨的論文中，亦可以在輕松自由的日常談中獲得更大進展。

書中作者簡介：

<植：仁荷大學國文繫名譽教授，曾任《創作與批評》期刊主編，創批出版社理事，文學評論家。

白樂晴：首爾大學英文繫名譽教授，曾任《創作與批評》期刊主編，創批出版社理事，文學評論家。

全炯俊：首爾大學中文繫教授，曾任《文學與社會》期刊主編，文知出版社理事，文學評論家。

白永瑞：延世大學歷史學繫教授，《創作與批評》期刊主編，創批出版社理事，歷史學家。

林熒澤：成均館大學漢文學繫名譽教授，漢文學研究者。

趙東一：首爾大學國文繫名譽教授，文學史學家。

鄭再書：梨花女子大學中文繫名譽教授，神話學研究者 。

柳俊弼：首爾大學中文繫教授，東亞思想史研究者。

任佑卿：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研究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

李政勛：首爾大學中文繫教授，中國當代思想史研究者。

金明仁：仁荷大學國語教育繫教授，曾任《黃海文化》期刊主編，文學評論家。

白池雲：首爾大學統一和平研究院研究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

編譯者：

苑英奕，女，1979年生。2009年於韓國首爾大學比較文學專業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大連外國語大學韓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韓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代表論文《中國“底層敘事”與韓國“民眾文學”概念比較》（《文藝理論與批評》）、《從“燭火示威”到“當今”文學》（《讀書》）、《韓國民間學術團體的特殊形式》（《天涯》）等十餘篇。代表專著《“底層文學”在中國與韓國》（社科文獻出版社）、譯著《客地（黃皙暎中短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王浩銀：女，1990年生。大連外國語大學朝鮮語筆譯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現從事專業筆譯。曾榮獲第三屆“精彩韓國”韓語編譯大賽二等獎，代表性譯著《我的名字是芒果》，論文《韓國政治類新聞編譯研究-環球網新聞編譯實踐報告》。

苑英奕教授的編譯以文學和人文學為主進行了篩選排列，其中部分文章能夠彰顯韓國東亞論反省的一面。這些文章包含了對後殖民主義性的實踐的反思、對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警戒、對本國中心主義的批判認識等，希望它們能夠同思考這些問題的中國讀者們形成一種生產性的對話。同時，仍有少數文章盡管沒有擺脫本國中心主義的陷阱，但作為反面教材也希望能夠引起讀者一定的反應、和讀者形成對話。未知的讀者們往往讓作者們心有悸動，在此特向中國讀者們表示感謝！

——[韓]全炯俊（首爾大學中文繫教授）

直視分斷，是幾代韓國學人傳承的思想責任，也是流淌在當今韓國文學中的歷史血脈。他們的東亞論，有著異乎尋常的頑強生命力，我想，這與韓國社會處在東亞的周邊，卻纏繞了多重歷史脈絡的悖論特質有關：它是周邊的，它又是核心的。白永瑞喜歡使用的一對概念，一個是“雙重周邊視角”，一個是“歷史的核心現場”。在這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特定的歷史關聯，而這關聯恰恰通向了“東亞”。在動蕩起伏的半島局勢面前，傾聽來自這一處於東亞周邊核心現場的聲音，也是我們無可回避的課題。

——孫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目錄

序一： 全炯俊（首爾大學中文繫教授）

序二： 孫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編譯者序：苑英奕

第一章 何為東亞話語？

<植：後冷戰時代和東亞視角的摸索

白樂晴：韓半島式的統一過程與市民社會的作用

全炯俊：相同的與互異的

白永瑞：連動的東亞，棘手的韓半島

第二章 東亞與人文情懷

林熒澤：小說向現代語文的實現之路

趙東一：東亞口傳敘事詩的價值

柳俊弼：“東亞”的意義 --以詮釋竹內好為契機

任佑卿：中國內部的東亞文化

第三章 東亞的今朝與未來

鄭在書：邁向東亞之路——制作中日韓文化遺傳基因版圖的意義和方案

李政勛： 實踐者的東亞或國民國家歷史的彼岸

白池雲：東亞地域秩序的構思和“民間聯合”的作用

金明仁：對亞裔留學生寄予的期待

德國式的統一也並非沒有民眾動員與市民的參與。眾所周知，東西德的統一過程始於東德市民們的反抗。市民們的反抗在東德內部既以知識分子及宗教人士為中心進行的積極形態存在，又以東德居民們的大規模遠走海外的消極形態存在。在1990年實際統一過程中，在東德的選舉中得勝的勢力接受了西德的憲法，做出了編為德國聯邦共和國（西德）的一部分州的選擇。隻不過整個過程中，因為西德政府積極采取了貨幣統合等促進統一快速實現的措施，纔使得東德民眾的參與意義有所遜色。此外，可以說以模範的戰後民主主義為榮的西德市民們除了在選舉時參與投票之外，幾乎沒有別的參與行為。
但即使在這一點上，德國的先例也不知不覺地發揮了作用，為促進市民參與的統一加快了步伐。人們常常提到，德國的統一除了當局者以外，民間進行的長期接觸與交流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並慨嘆朝鮮半島還遠遠落後於此。盡管話是這麼說，但真正要加強交流、協力的時候有人便高聲疾呼“白送給”，“被牽著鼻子走”等。此時，不知不覺中支配我們想法（兩種情況各自按照不同的方式）的便是德國式的模型，而這也是對我們自己的統一認識的不足。
雖然沒有必要在這裡進行長篇贅述，戰敗國德國的分斷盡管是外國勢力強迫的結果，但並不像朝鮮半島分斷一樣是沒有名分的，因此也就沒有骨肉相殘的戰爭。所以，通過1972年的基本條約達成了不統一、和平共存的合議，從而擴大了交流的幅度。這與在半島的中腰依靠圍鐵絲網、鋪地雷纔能維持分斷的這片土地上所進行的交流有著本質的區別。單純地從量上比較兩者是毫無意義的。
東西德之間的交流是在最初決定不統一，後來再在推進的過程中實現了單方面地吸收的統一的。從這一點看，也與朝鮮半島存在著本質差異。朝鮮半島在是合議好不容許這種方式的統一後，纔準備交流的。“挖給”的說法也正是源於此。如果南北間的民間交流與對北經濟支援是吸收統一的戰略之一的話，守舊勢力將會比任何人更為積極地予以推進。但正因為這不是戰略，所以一提到幫助北部的時候在他們眼中自然就是“挖給”了。
但從期盼更多人能夠過上幸福和平生活的朝鮮半島市民們並非現有的少數既得勢力的立場來看，促進經濟合作與社會文化交流纔是我們自己的事情，這是與德國式不同的朝鮮半島式統一過程的組成部分。盡管大的政治決定需要由政府來做，大規模的投資需要靠政府以及大企業來完成，但每個人盡其所能地發揮最大的誠意與創意投身到這一事業中纔是實現朝鮮半島式統一、提高各自生活質量的途徑。
這一點也正是跟前面所說的另一個先例——也門式的統一間存在的本質差異。南北也門合議最終的破裂，雖然其主要原因在於缺少了“聯合制乃至初級階段的聯邦制”這一安全裝置，但根本原因在於這是排除了市民們參與的權力者們之間的“瓜分”式的合議。當然，也門有也門自己的統一方式，我們並不是要否定其統一本身。隻不過，這是在朝鮮半島絕對行不通的一種方式，即使實現了統一，也不能與朝鮮半島式的統一在世界史上的意義相提並論。
……

《想像東亞：方法與實踐——聚焦韓國“東亞論”二十年》一書的編譯策劃源於我在首爾讀碩博期間所做的一些翻譯工作，現在想來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當時，中韓學術界交流正值高潮，各種大大小小的東亞學術會議在首爾各個大學頻繁召開，作為朝鮮語專攻者，1999年就赴韓留學的我不僅接受了韓國諸多名師的指點，有幸的是借助當時四處召開的東亞會議之機，我旁聽到了很多著名中國學者的講座、報告，其中非常有印像的有姜義華、孫歌、汪暉、甘陽、賀照田、陳光興、曠新年、賀雪峰、羅崗以及作家餘華等，現在已經記不清當時這些名家們所講的內容，也無法全部記住他們的名字，總之有的是我趕赴旁聽所見，有的則是以現場翻譯或以翻譯助手的身份得以旁聽學習。而在這些會議上韓方學者的論文我則會常常接受委托負責筆譯。也許正是有緣參與了這種翻譯任務，所以每逢東亞會議，我都會興衝衝地趕赴現場，但往往是掃興而歸。會議開始的時候大家態度都比較積極，可往往論至一定程度便各持己見，如李政勛所說變成了“自言自語”的會議。而總的印像就是，會上往往可以看到韓方學者積極主動地提出“東亞”概念，但由於其論述過於強調朝鮮半島的作用，又加之中國學者很難換位思考韓國學者急迫的心情，以及韓國人文學近幾十年來介入政治的方式，所以往往結果毫無進展。畢竟中韓斷交四十幾年，而建交纔不過二十幾年，而論到學術交流也不過從新世紀以來纔逐漸活躍頻繁起來。由此，我萌發了繫統地譯介韓國學者“東亞論”、為中韓學界交流搭建橋梁的想法，無論韓國學者的“東亞論”對中韓學界的溝通是否有建設作用，也不管中國學者是否能夠接受，至少在交流之前需要一本實事求是地繫統反映韓國學者“東亞論”態度和立場的書做基墊。
2017年是朝鮮半島局勢危機嚴重的一年，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中韓關繫進入冷戰之後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在這個關口上譯介此書似乎十分不合時宜。然而國際關繫風雲變幻，尤其是一衣帶水的中韓兩國自古至今鬧過無數次悲歡離合的歷史劇。對於愛好和平的每一個普通人來說都希望世界安好、生活平靜，做中韓比較文學研究的我希望中韓關繫友好的心情自然尤為迫切。放眼未來，希望此書能夠為中韓學界互相溝通奠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