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近半個世紀前，我曾有幸在美國參議院為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工作。他這個人——可以說不同於他之後的任何一位總統——全身心地致力於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去解決這個國家所面臨的貧困問題，解決貧困與種族交彙在一起所產生的問題。我有機會與他一起到美國各地走訪，一起傾聽人們的心聲，與人交談，目睹他們為生活而掙扎，從而獲悉很多真實情況。
我們遇見密西西比州遭受極度饑餓折磨的孩子們，還有加利福尼亞州聖華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的那些為爭取合理的工資和為組建工會而鬥爭的農場勞工。在紐約附近的貝德福德-斯圖文森地區（Bedford-Stuyvesant），我們和當地人一起，要求實現社區經濟自治；在肯塔基州東部，我們看到前煤礦工人長期身陷貧困，還在與殘存的封建式地方政治奮力抗爭；在紐約北部，我們踫巧遇到坐船到離家千裡之外的白人寄宿學校上學的土著居民的孩子們，以及居住在廢棄公交車裡的外來農場工人。我對貧困意味著什麼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可能比我從書本上了解到的要更為真切。
在我內心深處注定有某種東西，一直揮之不去。我是在大屠殺事發後不久長大的猶太人，當時我所生活的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反猶太情緒非常激烈。令我引以為傲的是，我父親得到時任市長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的任命，就職於他所創建的人際關繫協會（Human Relations Council），該委員會主要是解決人們對猶太人和其他一些團體的偏見問題。而且我可以確定，大屠殺使我形成了對受輕視的少數族裔易受傷害情況的看法。
在肯尼迪逝世以後，我常常把那些從他那兒及同他一起了解到的問題重新聯繫起來，尤其是與未獲得公平機會的年輕人有關的問題聯繫起來。20世紀70年代早期，我擔任馬薩諸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副校長一職，這為我幫助年輕人拓寬工作機會提供了便利。同樣地，在新當選的紐約州州長休·凱裡（Hugh Carey）的領導下，我受命管理青少年矯正機構，得以延續這一模式。而在喬治敦法律中心（Georgetown Law Center）擔任教職，則讓我有機會講授與貧困相關的知識，同時將我的想法形成文字。在克林頓執政時期，和唐納·沙拉拉（Donna Shalala）一起共事則給了我解決貧困問題的機會。當我由於抗議克林頓1996年簽署的福利法案而從政府部門辭職後，我要做的事情就變成了一項更為重大的使命。
可以說，在這方面，我所做的事情是一件緊接著一件，一做就是40多年。我一直都在努力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力爭在減少美國貧困問題上小有作為。如果我是“逃出埃及”的一部分，我將努力把它變為上帝的“應許之地”。
事實上，我仍然在為此事奔忙。撰寫本書的目的就是要以全新的視角去探尋為何終結美國貧困如此之難，以及我們如何纔能做得更好。我恰巧現在動筆撰寫此書的原因是，在過去的10年裡，貧困問題日益嚴重，將貧困問題提到舉國上下均應優先關注的議事日程上來，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我不是因為感到徒勞無果纔寫此書的。當然，那些關心貧困問題的人都希望我們取得更大的進展，但是，就像我將要解釋的一樣，我們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就。“所做一切毫無效果”的說法純屬謠傳。即使*近形勢有所惡化，政策帶來的收益遠遠超出了政策造成的損失。問題是政策帶來的收益由於經濟走勢的影響而失效，因為經濟的發展雖然使超級精英們的財富和收入激增，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但它卻侵蝕掉了數百萬人的收入。
這一點不能不加以改變：“美國”和“貧困”不應該是出現在同一語句中的兩個詞。我們是世界上*富有的國家，可我們竟然還有貧困，這兩者是相互矛盾的，而我們的兒童貧困率居工業化國家的榜首，這更是令人羞愧不已。
究其原因並不是我們國家不夠慷慨。美國人自願捐錢出力做慈善事業，他們在為無家可歸者設立的庇護所和施粥店幫忙，他們指導和輔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們建立獎學金，如此等等。我們有著世界上無可匹敵的非營利機構。
但與此同時，公共政策就要另當別論了。國會中的自由派成員說，就在眼下，向較為保守的同事（而不僅是共和黨人）提出含有“貧困”一詞的議案，是一件立即惹人生氣的事情。無家可歸的退伍老兵？可能有吧。貧困？絕不可能！而“福利”一詞——在當今很多詞典中，是個貶義詞。
我原本以為，大蕭條會使我們再次獻身於減貧事業。我原本以為，受貧困衝擊的那些自認為經濟上有保障的數百萬人可以積極參與減貧事業，大力支持對已然和新近陷入貧困的人給予關心和同情的政策。在奧巴馬政府執政伊始，情況似乎如此。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刺激法案投入了巨額資金用於延長和增加失業者領取失業津貼的時間和金額，並對新近失業者提供其他救助，還為那些在危機來臨前就已生活潦倒的人提供重要的臨時性支持和幫助。食品救濟券發放範圍暫時有所擴大，收入所得稅抵免和兒童稅收抵免幅度增加，住房優惠券的發放力度加大，對無家可歸者提供更多幫助，在幼兒啟智計劃（Head Start）和兒童保健上注入更多的資金，還有很多很多——所有的這些措施都減輕了經濟危機對已然陷入貧困群體的人的影響，並且讓多達700萬人免於陷入貧困的泥潭中。
盡管如此，從2007至2010年，仍有900多萬人陷於貧困之中。經濟危機程度之深要求我們做出更多的努力，雖然我們所做的一切已經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然而，即使在奧巴馬總統采取積極措施之際，他也很少用到“貧困”一詞。官方網站在詳細介紹他的《復興法案》（Recovery Act）內容時，使用了“易受傷害的”這個詞，形成了與低收入者相關的那部分法案的特點。他極少使用“貧”這個字，這讓我很是失望。他總是強調中產階級，卻極少提及身處社會底層的那些民眾，這一行為讓我深感不安。我們的總統，身居國家第一要職，他比任何人都有力量教育和引導我們關注每一位國民。
也許說出這個問題重重的“貧”字將危及刺激計劃的執行。但是，我依然相信，我們國家的領導者們不願意讓國民直言不諱地探討美國所面臨的貧困問題的這一做法是有害的。我們許下承諾，要為所有人提供機會，但是在我們國民的話語中，對五分之一孩子的真實情況遮遮掩掩，這種做法讓我們的承諾成為笑柄。即使是現在，在“我們是那99%”的口號已引起廣泛共鳴、對不平等現像倍加重視的情況下，更加密切關注的仍是占有社會財富巨大份額的上層那些人，而非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人群。應該將對貧困問題的討論置於經濟不平等和社會沒有流動性這一更為廣泛的背景下展開，但是數百萬人處於貧困之中的嚴峻現實及其更為嚴峻的未來顯然必須是討論的部分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