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學的同班同學，老彭是我們班上的生活委員，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大臣”。
當時男同學住在36齋，女同學住在27齋，男女生交往比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白頭發就很多，我心想這個人怎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白頭發。他和我們班同學的關繫都很好，因為他辦事認真，有責任心，給人的印像就是個熱心誠懇、非常願意幫助別人的人。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像。
老彭對我格外照顧，可我對戀愛非常遲鈍。因為27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學習空間很狹窄，所以就要跑圖書館看書。大概是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回我去圖書館，發現已經沒有位子了，我就看見老彭在衝我招手，原來他給我留了個位子。這以後經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給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說話，我也不多說話。據他後來說，他認為我這個人學習還不錯。其實，他學習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買了一塊手絹送給我，大概是因為他看見過我用白色、藍色的手絹，我纔發現原來老彭非常細心。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絹，黃色的，上面有綠點點和紅點點的花紋，我既覺得他對我很關心，又覺得這手絹實在是俗氣。他們老家愛喫腌臭雞蛋，有一次他就帶了臭雞蛋給我，還說特別好喫。我當時想這有啥好喫的，不過又覺得這個人樸實得可愛。
有一天，老彭突然對我說：“我想帶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萬莊。”我這纔知道，原來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裡想，女孩子不能隨便去人家家裡，但是他提出要帶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其實那時候我們倆還沒有正式談戀愛。
到了他家以後，我感覺他們家的氛圍很好，特別是他大哥待人熱情、周到、誠懇，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像。我意識到老彭的成長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響。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長得也很像他大哥。大哥比他大五歲，念過師範學校，抗日戰爭期間就參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設部的一個司長。2015年9月大哥還參加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閱兵式，在抗戰老同志的乘車方隊中。當年他大哥參加革命後調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帶到保定上學，後來調到北京之後，又帶他來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學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錢出力培養他，一直讓他念到大學。他心裡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學習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認真，成績很好。
還有一次老彭帶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見愁”，實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計是買不到水，他買了點兒啤酒回來。我說我從來不喝酒，他說喝一點兒沒事兒，啤酒也能解渴。誰知道我喝了一點點就暈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動了。他問我為什麼不早說，我說我從來不喝酒，是你說沒有關繫，我纔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兒休息，直到我酒勁兒過去慢慢緩過來。
大學四年級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訴我，說是家裡給我相中了一個人，這個人我根本沒有見過。因為我不願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說明自己已經有意中人了，他出身農村，是我北大同學。我之所以要告訴父母，是不想讓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間沒有說過我愛你，你愛我，我們也就是約著去未名湖畔散步，快畢業前我們在未名湖邊一起合影留念。畢業分配後，老彭去了武漢大學，我去了敦煌。那時候我們想，先去敦煌一段時間也很好，反正過三四年後學校就可以派人來敦煌替我，到時候還是能去武漢。北大分別的時候，我對他說：“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說：“我等你。”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開的這段時間，我們每個月都會通信。因為我寫的字比較硬，老彭的同事以為來信的是個男同學，不知道他已經有了女朋友，還熱心地給他介紹對像。
老彭去武漢大學歷史繫時，那時的武大還沒有考古專業，隻有歷史專業，他一開始當譚戒甫老先生的助教。1976 年武漢大學考古專業創辦後，招收了考古專業第一屆工農兵學員。老彭當繫領導和考古教研室的負責人，主要負責教學，講夏商周考古，另外還要帶學生外出考古實習。他在武漢大學從零開始，建立了考古專業及第一批師資隊伍。
1964 年秋天，我在張掖地區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漢大學也在搞社教。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個月，結束之後我就回上海家裡探親去了。
1965 年秋天，老彭主動來敦煌看我。那是畢業之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常書鴻先生十分重視，特地打著武漢大學要來個教授的旗號借了輛車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這時候纔知道，原來那位敦煌的同學是個“飛天”。我的同事也很關心我，說我們倆還沒結婚，就讓老彭住到同事他們家裡，常書鴻和幾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對老彭都很好。那些日子，我帶著他看了敦煌的許多洞窟。從考古到藝術，我們倆無話不說，一直說到深夜還覺得有說不完的話。但是關於我們的未來，誰也不敢輕易觸踫。兩個人相距萬裡，難道將來的每一天都要承受這種兩地分離的痛苦嗎？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許許多多的問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就在這種極度的幸福和極度的茫然中，我們兩人在一起度過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時候，我還帶著他去爬鳴沙山，我們在山上還留了影。
他要回武漢的時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輕輕地對我說了一句：“我等著你……”我流淚了，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我就一直怔怔地看著汽車開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後是我的路。雖然他說“我等著你”，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裡並沒有因此而變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麼東西梗在我的喉嚨口。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無法承受，無法給予回報的。
1966 年，動亂開始了。196月，我“串聯”到了北京，還專門去拜訪了他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對我說：“小樊，你們倆該結婚了。”就這樣，在兄嫂的安排下，我到武漢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車站接我，結果我到站後，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人影。我心裡感到很害怕，擔心他發生了什麼事，心想不能繼續等下去，決定自己步行去武大。從大東門摸到武漢大學，走了很長的路，終於看見寫著“武漢大學”幾個字的那個牌樓。進了校門，一路打聽著找到了老彭的湖邊五舍的宿舍。結果他不在，原來是到火車站接我去了，我們倆走岔了。我就在宿舍門口等他，南方沒有暖氣，凍得哆哆嗦嗦。當老彭滿身大汗地回來時，我感到非常委屈。進屋後，發現屋裡和外面一樣冷，於是我就鑽到被窩裡抱著個熱水杯子，一邊生著氣一邊打著哆嗦。他一個勁兒安慰我，說去車站接我，卻沒有接到，也是急得要命呢。
當時武大的青年教師是兩個人一間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當晚把房間讓了出來，給我們倆當新房。結婚要買的新床單、新被子，都是老彭張羅，武大的同事還送給了我們《毛主席語錄》、杯子什麼的作為結婚禮物。我們買了糖果、茶葉、香煙，招待同事們。
那是1967 年1 月15 日，我們就這麼結婚了。
老彭這個人非常樸素，讀書的時候就沒什麼像樣的衣服。我給他準備了一雙皮鞋、一條華達呢料子的褲子，結婚那天他就穿上了我給他準備的衣服。後來到上海我又特地找裁縫給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襖。一直到生病離世，他都珍藏著這件小棉襖。結婚當天，我也沒怎麼打扮，就穿著北京那種條絨繫帶的棉鞋，藍布褲子， 上衣是一件絲綿棉襖。棉花有點露出來了，我就把它往裡面塞一塞縫起來。在棉襖外頭罩了件灰布紅點和白點的罩衫。罩衫也是舊的，我洗了洗就當新娘子的衣服了。
結婚沒幾天，我就和老彭一起回上海，這是我第一次帶老彭回家。當時，上海家裡已經被抄家了，我的父母和兩個弟弟都被趕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擠在一個房間。因不知情，我和老彭下了船，先到原來父母居住的虹口武進路的家裡，剛上樓梯，看到我父母的臥室裡有光，還沒等進門就聽見裡面有聲音，透過門縫看到屋裡全是紅衛兵，我當時驚出了一身冷汗，躡手躡腳下了樓，拉著老彭直奔二姐家。因為我二姐的家就在不遠的地方，等見了二姐纔知道家裡被抄的情況。那天晚上，我們倆就在二姐家湊合了一夜。
第二天我帶著老彭去見父母，家裡人看我們倆剛剛結婚，就做了一桌很豐盛的飯菜。父親聽見我叫“老彭”，也叫他“老彭”。我後來想，幸虧那次帶老彭回上海，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我父親。母親要按上海的老習慣送給我一床被子，我說，帶著被子坐火車太不方便了。被子雖準備好了，我並沒有拿。我離家的時候，給母親留下了50塊錢，因為家裡被抄得幾乎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結婚以後，我和老彭經常通信，我感覺他對我非常關心和體貼，是個可靠、有情的丈夫。後來聽他跟別人說，他找我是因為覺得我雖然是上海姑娘，但是身上沒有驕嬌二氣。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無話不說，我們不在一起的時候也會經常交流，但我們說的都不是家庭瑣事，主要談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當時“文化大革命”已席卷全國。軍宣隊進駐研究所，單位三天兩頭開會搞運動。我父親剛剛含冤而死，大弟因為父親的原因不能落實工作，母親又病倒了，偏偏在這個時候自己又懷孕了。我覺得自己身心俱疲。我往來於敦煌、上海、武漢之間，由於過度勞累，以及精神上的緊張和巨大的悲痛，導致我有流產的跡像。經過及時治療，纔幸運地保住了孩子。
那時候，最強烈的念頭就是離開敦煌，到武漢去。我覺得隻有到武漢，到老彭身邊纔能感到安全。顯然，在動蕩時期，是無法解決分居問題的。我們想調到一起，也隻是天真的幻想而已。為什麼我們倆經過風風雨雨，還能夠不離不棄？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們就是那個時代的人。我們是同學，互相理解。我們從來不會說“我愛你”，我們就是把最好的東西給對方。老彭知道我喜歡他，他也從來不給我說狠話，也不願意拋棄我這個人。
我們結婚時，沒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 年初，我們要把第一個孩子送回老家撫養時，我纔第一次到他河北農村的老家。我的印像中河北老家的房子還算寬敞，但家裡最現代的東西就是暖壺，此外再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我們第二個孩子是在武漢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於老大，老彭準備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從河北老家帶到了武漢。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幾歲，別人總把她當成我婆婆。我在武漢度過五十六天的產假，老彭把我照顧得非常好，給我做飯、燉湯，什麼都不讓我動手，晚上讓我休息，他起來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漢又住了幾個月，之後她帶著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漢，那時候他已經五歲了，正是調皮的年齡。老彭要教學、辦專業、出差，還要帶孩子。他每次出差，就隻能把孩子交給同事照顧，這次交給這一位，下次又交給另一位。所以我們家的老大從小是住集體宿舍，喫“百家飯”長大的。那時候老彭又當爹又當媽，辛苦可想而知。
隨著時間的推移，“十年動亂”已告結束，到了解決分居問題的時候了。老彭當時急切希望我盡快調往武漢。兒子也特別希望我調去武漢，因為武大那時蓋了一批教工家屬樓，符合入住條件的老師都搬到家屬樓去了，兒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於隻有老彭一個人的戶口在武大，不符合條件，兒子就特別著急，寫信抱怨此事。可是這時的我犯了猶豫，既對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漢；又對敦煌產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為敦煌干點事。加上甘肅和武漢大學兩方面的組織都堅決不放人，希望對方讓步，雙方爭持了很長時間。不過即便在為調動的漫長拉鋸階段，我們倆都從沒有為此紅過臉。1986年，為了我們倆誰調動的問題，甘肅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漢大學的校長劉道玉，後來武漢大學沒辦法，就讓老彭和我自己商量決定。就這樣，老彭最後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老彭說：“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其實，如果老彭堅持不松口，我最後肯定隻能妥協了，但他知道我心裡離不開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願意離開武漢大學。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還沒提出來的時候，自己提出調來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時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嚴，也許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放棄家庭，甚至離婚，我沒有那麼偉大。但是他沒有，他知道我離不開敦煌，他做出了讓步，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後來的樊錦詩。
等到我們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1986 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學。老彭調來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時間在蘭州，因為兩個孩子都要在蘭州上學，老彭為幫助孩子適應新的環境，他也在蘭州待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和孩子雖然也不能天天見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蘭州出差的機會多和他們在一起，這個家就像個家了。我對孩子們比較民主，從來也沒有強迫過他們。他們念什麼大學，找什麼工作，都順其自然。因為我深感自己作為一個母親，欠他們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話跟好多人說過，我說我們家的先生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會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最終散了。但是他為我做了讓步，放棄了自己熱愛的事業，也放棄了自己親手創立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
遇上了老彭這樣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