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作曲家能成為其國家的像征，即便是歐洲老牌民族國家的莫扎特和貝多芬。

也少有作曲家的壽命延續至近一個世紀，創作生涯跨越近四分之三個世紀。

他和同代作曲家馬勒一樣，都青睞交響曲這一體裁，但創作理念卻截然不同。

西貝柳斯是一個“偉大”的作曲家，還是一個不時完成偉大作品的作曲家？

翻開本書，揭曉答案。

讓·西貝柳斯（1865-1957）是北歐且受歡迎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樂主要源自他的祖國芬蘭。西貝柳斯主要以創作交響曲而聞名，他的《小提琴協奏曲》和交響詩《芬蘭頌》也是管弦樂曲庫中的保留曲目。
西貝柳斯在芬蘭有著豐碑般的地位，備受關注。但他的生平仍有大量未解之謎，如在創作中他深受自我懷疑的困擾。在人生最後三十年的沉默裡，西貝柳斯實際上一直在創作《第八交響曲》，最終他又銷毀了這部作品。
終其一生，西貝柳斯搖擺於兩個形像之間：一是他對自己的設想，一位歐洲音樂界的世界主義者；二是與芬蘭走向獨立緊密相連的民族主義音詩創作者。他的作品反映出這種遊走於抽像與標題之間、古典與浪漫之性。他既是交響曲的大祭司，又是粗劣輕音樂的炮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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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要是聆聽並喜愛西貝柳斯的人——更不用提想書寫他和他的音樂的作者——都極大地受惠於新近去世的埃裡克·塔瓦斯茨特謝納博士（Dr.Erik Tawaststjema，1912-1993）。作曲家的家人準許他無限制地查閱西貝柳斯的文獻。塔瓦斯茨特謝納博士卷帙浩繁而一錘定音的多卷本研究形成了西貝柳斯研究的基石，並成為本書不可或缺的資料，尤其是因為許多文獻——不隻是作曲家的日記——在2017年之前不會公開。塔瓦斯茨特謝納博士並未向讀者詳示手頭史料的諸多細節，有不少仍處在迷霧之中。另一點也清楚：他敘述西貝柳斯生平的方式是謹慎的，讓人懷疑是為了照顧其家人的情感。在這些文獻進入公共領域之前，任何想勾勒作曲家完整面貌的傳記作者都不得不在大多數時間裡雙手捧著塔瓦斯茨特謝納，特別是因為他向我們揭示出，對待更早的研究——如埃裡克·富魯歇爾姆（Erik Furuhjelm）、塞西爾·格雷（Cecil Gray）和卡爾·埃克曼（Karl Ekman）一都必須抱著一定的謹慎態度。盡管如此，本書中對音樂的看法和對西貝柳斯行為的詮釋都完全是我做出的。我必須感謝菲伯爾出版社（Faber&Faber）允許我從塔瓦斯茨特謝納著作之英譯本的全部三卷中幾乎照原文地引用材料。在更個人的方面，我受惠於羅伯特·萊頓（Robert Layton） -他是我寶貴的朋友、同行，亦是西貝柳斯專家；他讓我查看了當時尚未出版的、由他翻譯的塔瓦斯茨特謝納巨著的第三卷譯本，此外也給了我許多建議。
正如1995年11月26日至29日於赫爾辛基舉行的第二屆國際西貝柳斯研究會上宣讀的論文所顯示的，本書寫作時，西貝柳斯研究正在發酵之中。我必須特別感謝格蘭達·多恩·戈斯（Glenda Dawn Goss）分享於我她關於作曲家最初歲月令人矚目的發現，包括他全名的準確寫法；感謝卡裡·基爾佩萊寧（Kari Kilpelainen）在法比安·達爾斯特羅姆（Fabian Dahlstrom）那開創性工作的基礎上對西貝柳斯手稿和最早期作品創作年代的艱辛研究；感謝彼得·雷沃斯（Peter Revers）、蒂娜.K.拉姆娜琳（Tina K.Ramnarine）、維約·穆爾托麥基（Veijo Murtomaki）、作曲家埃爾基·薩爾門哈拉（Erkki Salmenhaara），和會議組織委員會秘書安娜·克羅恩（Anna Krohn）。會後，瑪爾庫·哈蒂凱寧（Markku Hartikainen）作為艾諾拉的導遊和作曲家多個孫輩的童年好友，回憶起他們如何把《小提琴協奏曲》終曲第二主題的兩個樂句改成了音樂謎題和密碼；他毫無保留地分享了他對西貝柳斯信件長達20年的研究。（哈蒂凱寧先生也是少數幾個曾經看到由西貝柳斯家幾十年的保姆和管家艾諾·卡裡[Aino
Kari]保存的、1904至20世紀50年代的信件的人之一；他曾長時間力勸她不要銷毀這些信。）
駐聖詹姆士宮的芬蘭大使館文化專員西坎·帕克（Sickan Park）和她的前任弗朗克·赫爾斯騰（Frank Hellsten，他現在就職於芬蘭外交部出版與文化部），以及後者的同事克裡斯蒂安·林德霍爾姆（Christian Lindholm）在我身處芬蘭時都給了我極大的幫助，之後也提供了材料。在“哈洛寧半島”（Halosenniemi，即最早把西貝柳斯帶到耶爾文佩[Jarvenpaa]的畫家佩卡·哈洛寧[Pekka Halonen]的木屋兼博物館）二樓遠眺夕陽在冰凍的圖蘇拉湖[Lake Tuusula]上落下，是我永生難忘的經歷。現在，西貝柳斯的房子——艾諾拉因被一排樹擋住，便看不到這般景像了。其他我必須致謝的在芬蘭的人包括芬蘭大學聯合體（Collegiate Body）的卡爾洛·帕洛黑莫（Kaarlo Paloheimo）和佩特裡·布魯姆斯泰特（Petri Blomstedt）、“讓·西貝柳斯的合法繼承人”、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的安·阿拉卡蘭瓦拉（Anne Alakallaanvaara）、作曲家埃諾尤哈尼·勞塔瓦拉（Einojuhani Rautavaara）和帕沃·海尼寧（Paavo Heininen）、圖爾庫西貝柳斯博物館（奧布學院[Abo Academy]音樂學繫下屬機構）的吉蒂·馮·萊特（Kitty von Wright）女士、海門林納（Hameenlinna）西貝柳斯誕生地博物館的裡特瓦·埃斯科拉（Ritva Eskola）女士，以及海門林納教堂登記處的雅娜·曼娜（Jaana Manner）。在英國，我要感謝格蕾恩·迪萬（Grainne Devine，Conifer廠牌）、亞歷珊德拉·斯派塞（Alexandra Spicer，Select廠牌）、理查德·丁內奇（Richard Dinnage，RCA廠牌）、保羅·韋斯科特（Paul Westcott.Chandos廠牌）、卡倫·皮奇福德（Karen Pitchford，Koch International廠牌）、哈莉耶特·卡帕爾迪（Harriet Capaldi，Wamer Classics廠牌）和皇家音樂學院的彼得·霍爾頓（Peter Horton），他們提供了唱片和信息。另外，我必須感謝費頓出版社的因加羅·湯姆森（lngalo Thomson）、羅傑·西爾斯（Roger Sears）和戴爾德拉·歐代（Deirdre O'Day），以及HDR設計公司的漢斯·迪特·賴歇爾特（Hans Dieter Reichert）。
最後，我非常感謝作曲家約翰·皮卡德（John Pickard）通讀本書的草稿並提出諸多頗有助益的評論，還有我的妻子愛麗森（Alison），她對西貝柳斯音樂的直覺性熱愛始終富於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