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政跡與人生》重在拂去歲月積留的層層塵埃，著意清理和探查當年晚清王朝“中興”之業根基，探尋胡林翼在晚清歷史中所起的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借以還原當年歷史的復雜場景，揭示歷史變革的內因，考察“中興名臣”人文特征——以“內聖”之境界，求“外王”之業績。力求以全新的視角，為學術研究者、史學愛好者和普通讀者提供一套科學性、學術性、知識性、開新性、普及性、可讀性相結合的雅俗共賞的歷史文化讀物。
《胡林翼政跡與人生》的作者是董叢林。

《胡林翼政跡與人生》旨在循著胡林翼政跡與人生的歷史軌跡，講述 其在當時政治鬥爭的歷史大舞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形像以及“人文”等多 方面的活動，從宏觀與微觀的結合上評說其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所 起的重要作用和人文意蘊。 《胡林翼政跡與人生》的作者是董叢林。

緒論——與曾國藩並稱的“中興名臣”
上篇 胡林翼撫鄂與湘繫勢力的崛起
第一章 出任湖北巡撫的背景和要旨
第二章 將湖北經營成湘繫勢力的重要基地
第三章 在清朝陣營內部多邊關繫的網絡中
第四章 在湘軍戰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下篇 胡林翼志趣性情的人文解析
第五章 從“豪宕”紈袴到“進德聖徒”
第六章 經世致用的向學路徑與踐行情狀
第七章 個性傾向及其影響
附錄一 梅英傑《胡文忠公年譜》引錄胡林翼家書選輯
附錄二 胡林翼研究述評
主要征引書目
後記

胡林翼於咸豐五、六年(1855、1856年)間先後署理和實 授湖北巡撫，躋身封疆大吏的行列，這首先應該視為當時清廷 對新興湘繫勢力既利用又限制、既予又奪的兩重性態度和政策 的產物。
其時清朝政權已歷二百餘年，盡管時勢使得滿漢樊籬已有 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清廷對漢族官僚防範和戒備的心理還是頗有 “韌性”的。於當時清朝的經制軍之外，允許別立湘軍這樣一支 由漢族官僚一手編練、私屬性頗強的地方性軍隊，實在是迫於鎮 壓太平天國、維護王朝統治的需要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在利 用它的同時，又不能不設法防範和限制。就在曾國藩於咸豐四 年(1854年)初編練成水、陸雙全的湘軍，發布鎮壓太平天國 的宣言書和動員令《討粵匪檄》，表示“誓將臥薪嘗膽，殄此 兇逆”，“以紓君父宵旰之勤勞”，“慰孔孟人倫之隱痛”，兇焰 畢露地建旗進兵之時，咸豐皇帝卻“以國藩一人兼統水陸軍， 心憂之”，安置旗員並行監視。同年八月，曾國藩湘軍奪得武 昌、漢陽，致使“中外嘖嘖，稱湘軍為勁旅”，咸豐皇帝得知 *初也大喜過望，遂發布諭旨讓曾氏署理湖北巡撫。但是，事 後又追而悔之，收回成命，迫曾氏離鄂東進江西，而湖北巡撫 改由與曾國藩和湘繫集團不協的陶恩培擔任。據後來成為曾國 藩“四大弟子”之一、對有關情況比較了解的薛福成說，咸豐 皇帝的追悔，是受了某相(按：參照其他資料可知指祁雋藻) 的提醒：“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間裡一呼， 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福也！”咸豐皇帝聽了之後，“默 然變色者久之”。
但形勢的變化迫使湖北巡撫一職*終不能不在湘繫人員中 簡用，離開湘軍，湖北的清軍是支撐不了局面的。曾國藩東進 江西後，一度退至安徽的西征太平軍又復西進，秦日綱、韋 俊、陳玉成所部自宿松乘隙回搗鄂東，而羅大綱部則渡江再占 小池口，把湘軍陸師牽制於九江一帶，又敗其水師，然後分軍 溯江而上，與秦部呼應，一舉擊潰湖廣總督楊霈之軍，於咸豐 五年(1855年)正月第四次克復漢口、漢陽，翌月第三次克復 武昌。清廷大為驚慌，先後向曾國藩、署四川總督樂斌、西安 將軍拉扎芬等多方調援。胡林翼便是此時脫離曾軍赴鄂而獨 樹一幟的，是為他經營湖北的開始。因為原湖北官軍一敗塗 地，胡軍遂成湖北主力部隊，胡氏便成為攸關該省大局之人。
這種客觀形勢和環境條件，與下述胡林翼的個人優勢條件結合 起來，便促成其出任疆吏的現實。
其一，在清廷策略的天平上，胡林翼的“輕重”*為相 宜，當時他的軍事實力遠遜於曾國藩，不像曾氏那樣有尾大不 掉之患，但他已是湘繫重要成員，任用之又可籠絡和取悅於 湘繫。
其二，胡林翼也具備了起碼的政治資本。他在宦黔八年 中，著力整治“匪盜”，制訂保甲團練章程，鎮壓當地苗民和 其他民眾起事，“政績”顯著，受到過雲貴總督程蟊采、貴州 巡撫喬用遷的保薦，其時即“官聲上徹宸聽”。而他離黔赴 楚，又借助於朝內外大員的疏薦，在曾國藩部下時，*得推 重。曾氏嘗密疏論薦，謂“胡林翼之纔勝臣十倍”，當引起清 廷對他的重視。
其三，胡氏與諸多名士、大臣結交，有著優越的家庭背 景和社會關繫條件。他的父親胡達源，科考高及“探花”，在 京做官多年。憑借這種門第條件，再加上胡林翼本人也較早 地中進士、點翰林、人仕途，他順理成章地進入顯貴層社會 關繫網絡。他又是湘中名宿、原兩江總督陶澍的女婿，與林 則徐、陸建瀛、王植、但明倫等大員也有著密切關繫。他赴 宦貴州，即由林則徐直接為其辦理捐職。特別是與滿洲貴族、 中朝權臣文慶的關繫，對其擢升起了*為直接和特殊重要的 作用。
胡林翼在京師任職期間，與文慶結交。道光二十年(1840 年)，時任戶部侍郎的文慶充江南鄉試正考官，胡林翼副之。
結果，文慶因攜人人闈閱卷獲咎，胡林翼以失察受降一級調用 的輕微處分。關於此事。有說“攜人人闈者為胡林翼非文慶， 特文慶代胡受過”，因為“文慶重林翼纔識，以為將來必將大 有展布，若以新進獲重咎，將難再起，己為旗員，且舊臣，雖 將黜，易於登進”。不管此事的真實情節如何，胡林翼與文慶 的關繫密切是可以肯定的。薛福成記述，文慶“嘗與胡公語， 奇其纔略”，並明確披露，胡林翼“由貴州道員一歲間擢巡撫， 湖北所請無不從者，公(按：指文慶)實從中主之”。應該說， 文慶與胡林翼的關繫，不僅僅是個人間的私誼關繫，同時也代 表著滿州權貴集團中一種“重漢”的政治傾向。文慶“嘗言： ‘欲辦天下事，當重用漢人。彼皆從田間來，知民疾苦，熟諳 情偽，豈若吾輩未出國門一步，懵然於大計者乎！，平時建白， 常密請破除滿漢樊籬，不拘資地以用人。”即使像以專橫著稱 的肅順也認為，“滿人胡塗不通，不能為**出力”，“非重用 漢人不能已亂”，故對曾國藩、胡林翼輩“知之已深，頗能傾 心推服”。這表明，排漢思想觀念，即使在滿洲權貴階層中也 不像早年那樣牢不可破。P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