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其實你一點兒都不了解劉邦
劉邦這個人，出生在戰國，出仕在秦朝，又建立了西漢，人生可謂豐富多彩，早年的經歷卻是撲朔迷離，史書中筆墨稀少，殊不知，這些基本的事實纔是劉邦真正的“本錢”。
第四節 “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的正解
司馬遷距離戰國亂世不過百年，當時仍有過往社會的殘跡，所以，他筆下的“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和西漢末年完全蕩滌、改造後的社會語境，根本不是一回事。
《戰國策·魏策四》：
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
西漢末年至今，人們理解劉邦自述的“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著眼點往往在“布衣”，即秦王眼中的“庸夫”，而在劉邦和唐雎的語境裡，“提三尺劍”與“士”纔是重點。
“劍”，是先秦“士人”身份的像征，哪怕是僻處西陲的秦國，也逐漸學習了這個傳統，見《史記·六國年表》：
（秦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劍。
《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簡公）七年，百姓初帶劍。
“吏”帶劍好解釋，“百姓”帶劍，是不是說秦人無分“士庶”，都開始“帶劍”了呢？
事實並非如此。
因為先秦的“百姓”，實則是指“大夫、士”，也就是寬泛的“血統貴族階層”，而非理解的“全民”，一個旁證就是秦簡公七年施行的另一項改革措施—“初租禾”，措施類似於魯國的“初稅畝”。
可見，秦國在春秋戰國之交，由於魏國對其持續的軍事壓力，完全丟失“西河”後，開始了對關東諸國先進制度文化的學習，而關東諸侯一樣要“分別士庶”。
這種分別，哪怕是秦統下之後，依然存在。
在嶽麓書院藏秦簡中，一個新名詞的反復出現，早就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那就是“新黔首”。
“新黔首”對應的是“新地”，也就是新征服的地區，官吏稱為“新地吏”，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是“故地”“故徼”的界限，即秦發動統一戰爭之前的舊疆，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這個區 域往往被概括為“內史、十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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