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安同志去世了。死於腦溢血。那時他還在“學習班”，不能回家。據說他早晨就劇烈頭疼，中午沒喫飯，下午就昏迷了。夜裡，傳呼電話找她，是他們單位的人，通知她去某某醫院。她去了，看見他躺在急救室的床上，人已經不行了。

火化時，送行的除了殯儀館的工作人員，隻有娜塔莎和安霞。安同志的問題，還沒有“定性”，為了避嫌，沒人敢來弔唁。在火化爐前，娜塔莎最後親吻了安同志，沒有哭。

之前，她曾不止一次對安同志說：“你要答應我，不能走到我前邊，你要走我前邊，我會恨你。”

安同志回答說：“我答應你。”

她又說：“你還要答應我，將來，我死了，你要送我回去。”

安同志說：“我答應你。”

這樣的一問一答，信誓旦旦。可實際上，他們都知道，那是多麼的不靠譜和渺茫。他們躺在床上，他摟著她，心裡一陣一陣蒼涼。安同志知道，在遙遠的她的故土，妻子也早已沒有親人了。她的父親和哥哥，都死於衛國戰爭。母親則在戰後不久病逝。安同志認識她時，她就已經是一個孤兒，也因此，安同志當初纔非常自信和意氣風發地對她說：

“跟我回中國，我會給你一個最幸福的家。”

顯然，他食言了。他沒能使她感到“最幸福”。他也沒能做到，走到她後面，送她魂歸故裡。

她把安同志的骨灰盒抱回家，安放在他們的臥室裡。她說：“我知道你不舍得走，你在等安德烈回家。”夜深人靜，有時，她會聽到房間裡傳出輕輕的嘆息聲，她問道：“是你嗎？”聽不到回答，她就在黑暗中坐起來，一支接一支吸煙。

她想念他們，安同志，還有，親愛的，親愛的安德烈。

安霞也去插隊了。安霞插隊的地方，不算太遠，屬於這城市的遠郊區，家裡，就隻剩下了娜塔莎一個人。現在，她想念的人裡，又多了一個。

幾乎沒什麼人和她來往。她曾經在這座城市的圖書館上班，工作就是翻譯一些外文資料，但多年前她就因為身體的原因辦了“病退”，喫勞保。她得了肺結核。那時中蘇交惡，她病退得也正是時候。多年來，她蝸居家中，做主婦，與從前的同事早已斷了往來，鄰居們也都是點頭的交情，誰願意和一個蘇聯女人扯上關繫呢？曾經，有一個女教師，是中蘇混血兒，她們有過幾年的友誼，後來，一九六六年之後，這友誼就戛然而止了。

在這城市，她舉目無親。

後來就認識了姜友好。

當然是因為安德烈。是她的安德烈，讓她認識了這個熱情、衝動、古道熱腸的姑娘。她猜，那是上帝對她這個流落異鄉的母親的憐憫。

這城中，隻有這一個人，敢來敲開她寂寞的房門，和她談安德烈，聽她講安德烈的種種故事。起初，姜友好來時會問娜塔莎：“有消息嗎？”漸漸地，時間長了，就不再追問。不是不想，是不敢。她們彼此都頑強地、堅忍地相信著一件事，就是她們的安德烈，娜塔莎的兒子和姜友好的弟弟，一定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她們嘴裡不說但其實心裡都在猜測著一個最d的可能，那就是，他越過了國境線，回到了他母親的故國。

這種猜測，讓她們有一種罪惡的、隱秘的安心。

姜友好來，常常會帶一些喫的，有時是一塊牛肉，有時則是一盒咖啡。總之都是雪中送炭。娜塔莎會留她喫飯，給她做她喜歡的俄式菜肴，她也會把自己的事講給娜塔莎聽，她一次次熱鬧的戀情，那些呼嘯的、死去活來的追求者，等等。終於，她安靜了，安靜地走心地愛上了一個人，把自己嫁出去了。

娜塔莎送了她一塊琥珀弔墜和一條銀鏈做結婚賀禮。那是她從故國帶出來的不多的幾件紀念物中的兩樣。她對姜友好說：

“友好，結婚後，你就別再來了。”

“為什麼？”

“你丈夫是現役軍人，為了他，你要避嫌。”娜塔莎鄭重地回答。

姜友好愣住了，顯然，她沒想到這個。她認真思索了片刻，說：

“娜塔莎，你早入了中國籍，早就是中國人了。我為什麼不能和一個中國人做朋友啊？”

可是，話雖如此，姜友好自己也知道，娜塔莎的話，是有道理的。她不是真的不懂輕重利害。婚後，她不再去看娜塔莎，不再和她有任何聯繫。可她心裡卻有著愧疚，覺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樣，拋棄了娜塔莎。

那是對安德烈的背叛。

她永遠記著那個孤獨迷惘的少年，站在陽光下，叫她姐姐。僅此一聲呼喚，就是一世的親人。她甚至猜想，那最後一次見面，他其實是隱晦地、曲折地，把娜塔莎托付給自己了。記得臨出門時，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他的媽媽，以及媽媽的故鄉……

她和她的海軍軍官鄭渡江說起過娜塔莎，也說起過她的愧疚。鄭渡江是某部的作訓參謀，他安慰妻子說：“友好，就先聽娜塔莎的，等過兩年我轉業了，咱倆一塊去看她。”

姜友好明白了。她不能給丈夫惹麻煩。

但是冥冥中一定有什麼在幫忙，杜若來了。

婚後一年多來，姜友好第一次聯繫了娜塔莎，她給娜塔莎寫了一封短信，信上說，一個朋友，特別想學做俄式菜肴，不知道娜塔莎能在這個星期天來家裡教授一下嗎？她在信的末尾寫道：“娜塔莎，這個小朋友，你一定會喜歡，因為我喜歡她，哦，對了，她是安德烈的同學。”

她知道，有了最後這句似乎是輕描淡寫的話，娜塔莎一定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