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譯文經典：一九八四》與蘇聯扎米亞京的《我們》、英國小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被合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譯文經典：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書中描述的是對極權主義惡性發展的預言——人性遭到扼殺，自由遭到剝奪，思想受到鉗制，生活極度貧乏、單調。特別可怕的是：人性已墮落到不分是非善惡的程度。

內容簡介

喬治·奧威爾是英國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著名的英語文體家。《譯文經典：一九八四》是奧威爾的傳世之作，堪稱世界文壇著名的反烏托邦、反極權的政治諷喻小說。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雙重思想”、“新話”等詞彙都已收入專業的英語詞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奧威爾式”（Orwellian）、“奧威爾主義”（orwellism）這樣的通用詞彙，不斷出現在報道國際新聞的記者筆下，足見其作品在英語國家之深遠。

作者簡介

喬治·奧威爾，英國著名作家。1903年出生於英屬印度，1907年舉家遷回英國，進入著名的伊頓公學學習。後因經濟原因無力深造，被迫遠走緬甸，參加帝國警察部隊。終因厭倦殖民行徑、痴迷寫作而辭去公職，輾轉回到歐洲，流亡倫敦、巴黎等地。一邊深刻體驗下層民眾生活，一邊從事文學創作，並有多部作品出版。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奧威爾為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而參戰，不幸負傷。1939年，二戰爆發，他積極參加反納粹的活動。西班牙內戰與二戰的苦痛經歷，讓他對戰爭與和平、極權與民主、社會關懷與人類理想進行了深刻的思考。
1945年，喬治·奧威爾出版了著名的小說《動物農場》。1949年，他的代表作《1984》問世，在全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入選多國中學生必讀書目，被翻譯成62種文字，總銷量超過5000萬冊。1950年，喬治·奧威爾因肺病去世，年僅47歲。

精彩書摘

《譯文經典：一九八四》：

四月間，天氣寒冷晴朗，鐘敲了十三下。溫斯頓史密斯為了要躲寒風，緊縮著脖子，很快地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不過動作不夠迅速，沒有能夠防止一陣沙土跟著他刮進了門。
門廳裡有一股熬白菜和舊地席的氣味。門廳的一頭，有一張彩色的招貼畫釘在牆上，在室內懸掛略為嫌大了一些。畫的是一張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寬：這是一個大約四十五歲的男人的臉，留著濃密的黑胡子，面部線條粗獷英俊。溫斯頓朝樓梯走去。用不著試電梯。即使最順利的時候，電梯也是很少開的，現在又是白天停電。這是為了籌備舉行仇恨周而實行節約。溫斯頓的住所在七層樓上，他三十九歲，右腳脖子上患靜脈曲張，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幾次。每上一層樓，正對著電梯門的牆上就有那幅畫著很大臉龐的招貼畫凝視著。這是屬於這樣的一類畫，你不論走到哪裡，畫面中的眼光總是跟著你。下面的文字說明是：老大哥在看著你。
在他住所裡面，有個圓潤的嗓子在念一繫列與生鐵產量有關的數字。聲音來自一塊像毛玻璃一樣的橢圓形金屬板，這構成右邊牆壁的一部分牆面。溫斯頓按了一個開關，聲音就輕了一些，不過說的話仍聽得清楚。這個裝置（叫做電幕）可以放低聲音，可是沒有辦法完全關上。他走到窗邊。他的身材瘦小纖弱，藍色的工作服——那是黨內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單薄。他的頭發很淡，臉色天生紅潤，他的皮膚由於用粗肥皂和鈍刀片，再加上剛剛過去的寒鼕，顯得有點粗糙。
……

前言/序言

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四八年寫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國是一個貧病交迫、沒有多大名氣的作家。《一九八四》雖在他一九五。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後來在文壇引起的轟動為他帶來的榮譽了：不僅是作為一個獨具風格的小說家，而且是作為一個頗有遠見卓識的政治預言家。從此，他的名字在英語文學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獨特地位，他在小說中創造的“老大哥”、“雙重思想”、“新話”等詞彙都收進了權威的英語詞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個形容詞“奧威爾式”，不斷地出現在報道國際新聞的記者的筆下，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見的，如果不是的話。
那麼，奧威爾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作家，他的傳世之作《一九八四》究竟又是怎樣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最好是從奧威爾不是什麼，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麼說起。這也許對我們正確理解他和他的作描更有幫助。
首先必須指出，奧威爾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謂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簡單的所謂反蘇怍品。正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研究繫漢學教授、著名評論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論文《奧威爾：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許多讀者從《讀者文摘》編輯的角度來看待奧成爾：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們隻保留《一九八四》，然後把它斷章取義，硬把它貶低為一本的小冊子。他們為著自己的方便，視而不見奧威爾反極權主義鬥爭的動力是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來，奧威爾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其次是一個反極權主義者，而他的“反極權主義的鬥爭是他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隻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纔有可能勝利”。《一九八四》與其說是一部影射蘇聯的小說，毋寧更透徹地說，是反極權主義的預言。但是無論信奉社會主義或者反對極權主義，奧威爾都是在他生涯較晚的時候纔走到這一步的。
奧威爾出身英國中產階級，家庭生活並不寬裕。他父親供職於印度的英國殖民地政府，作為一個下級官員，無力供養兒子回國進貴族子弟學校上學。奧威爾隻是靠成績優異，纔免費進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學校聖塞浦裡安，後來又靠成績優異考取了獎學金，進了英國的伊頓公學。但是他以一個窮學生的身份，在那裡先是受到校長的歧視，稍長後又與那裡的貴族子弟格格不入。畢業後他一無上層社會關繫，二無家庭經濟支援，上不起大學，隻好遠走緬甸，為帝國警察部隊效力，但殖民地下級官員的生活對他來說同樣還是格格不入。盡管有這樣的背景，用奧威爾自己的話來說，“我經受了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這增加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但是他畢竟受了英國傳統的教育，因此從立場上和思想上，多少在開始的時候，是非常非政治性的。例如他寫的《緬甸歲月》，背景是殖民地社會，他對英國人和緬甸人都一視同仁，無分軒輊。這使人想起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就說過，“大多數印度人，就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都是狗屎。”
這種傳統上層子弟教育，用一句庸俗社會學套話來說，在奧威爾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階級烙印，這是他在政治上遲遲沒有找到“自性”（Identity）的主要原因。不錯，他在學童時代由於家庭經濟能力的限制而在勢利的聖塞浦裡安學校校長的手裡飽受凌辱（見他死後出版的《如此歡樂童年》），使他有了心理準備，日後在緬甸見到殖民統治的不公產生反感，而且後來在更大的範圍內全身投入地站在受壓迫者的一邊。但是他畢竟出身中產階級，而在英國這個階級界限極為根深蒂固的社會裡，要擺脫這個傳統在自己身上的束縛是很困難的。奧威爾也不例外，他一直到死都意識到這一點。在另一方面，他對自己在寄宿學校中的屈辱生活感到極其不愉快。他曾寫道，“對一個孩子最殘酷的事莫過於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學校中去。一個意識到貧窮的孩子由於虛榮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像的。”這個青少年時代所受到的心理創傷，在成年的奧威爾身上仍在流血，這在他寫的充滿不快的回憶的《如此歡樂童年》中可以看出。不止一個評論家認為應該把《如此歡樂童年》與《一九八四》放在一起來讀。黎斯就認為，“奧威爾很可能在他當初上的預備學校中找到了他後來所寫的大噩夢的第一個顯微縮影的胚胎。”奧威爾生前就告訴他的一位友人托斯科．費維爾：“一個不合群的孩子在寄宿學校喫到的苦頭可能是英國可以與一個外人在極權主義社會中感到的孤立相比的事。”費維爾在《如此歡樂童年》中觀察到了英國寄宿學校生活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部分聲音、景像和氣味：“……奧威爾在早年就顯露出他對丑陋或敵意的環境特別敏感。這在他描述聖塞浦裡安學校生活的令人厭惡一面表現出來。他回憶了他對常常用油膩的盆子端來的餿粥、大浴池裡的髒水、硬邦邦的不平的床板、更衣室裡的汗臭、到處沒有個人隱蔽的地方、不上閂的成排的污穢廁所、廁昕門不斷開關的踫撞聲、宿舍裡用夜壺撒尿的淅瀝聲這種種印像——他以特有的細膩感覺回憶這一切時，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奧威爾這麼描述聖塞浦裡安，是作為日後寫《一九八四》中慘淡景像試筆的。”
奧威爾背叛自己階級的努力了，在他童年時代寄宿學校中埋下了種子，而在伊頓畢業後因為升不起大學而到緬甸的帝國警察部隊效力，則為這種子的萌芽準備了土壤。他在緬甸獃了五年，這是他成長過程中又一決定性的階段。他最後決定要脫離帝國警察部隊，“我感到我必須洗贖那壓得我透不過氣來的罪咎……我覺得我不僅僅應該與帝國主義決裂，而且也應該與一切人對人的統治決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壓迫的人中間去，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個，站在他們的‘邊反對他們的暴君……在這時候，在我看來，沒有出息倒是的美德。自我奮鬥，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掙上幾百鎊，我覺得稍有這種想法都是精神丑惡的，是一種欺壓行為。”
由於自幼就喜歡寫作，因此趁一次回國休假之便，他辭去了在緬甸的帝國警察部隊的差使，獨自到巴黎找一間廉價的房子，關起門來從事寫作。這一時期的摸索並沒有為他帶來成功，即使他有一個機會，親身體驗一下巴黎（和以後的倫敦）的下層生活。這在開始是無意識的，後來則是有意識這麼做的，比如他在倫敦曾經混在流浪漢裡到收容所去度一個周末。奧威爾自己簡短地概述了他從緬甸回來後的思想演變：“我嘗到過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這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而在緬甸的工作則使我對帝國主義的性質有了一些認識。但這些經驗不足以給我確切的政治方向。”
確實是這樣。他盡力接近下層群眾，體驗他們的生活，但是有一道無形的牆，隔在他與他們之間，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這就是他身上的中產階級烙印。英國的階級區分比任何歐洲國家都要等級森嚴，這種區分看不見，摸不著，然而無處不在，不可逾越。奧威爾由於童年的創傷，對這一弊端極其敏感，對上層階級有著一種刻骨的仇恨和厭惡。但是他出身於這一階級的邊緣，而且受到這一階級的教育，因此即使後來在窮困潦倒流浪巴黎和倫敦時期，也使他無法同下層貧苦群眾打成一片，雖然他努力這麼做了。別的不說，出身和教育養成的說話口音，就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甚至在他病危住院期間，聽到隔壁病房探視者的上等階級口音，還在筆記本中記下他的一段感想：“這是什麼口音！一種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沾沾自喜、過分自信的口音，一種深沉、洪亮而帶有惡意的口音，你沒有看到也可以憑本能感到，他們是一切智慧的思想、細膩的感情、美麗的事物的敵人。怪不得大家都這麼憎恨我們。”請注意最後的“我們”一詞。奧威爾作了畢生的努力要與自己的階級決裂，最後還是意識到他屬於這個可憎的上層階級。他曾經說過。“英國人的（階級）烙印是打在舌頭上的。”有一個故事很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他為了體驗窮人的生活，曾經偽裝酒醉的流浪漢，去辱罵一個警察，想被抓到監獄裡去嘗一嘗與窮人一起過聖誕節的滋味。但是那個警察從他醉酒後的口音，一下就聽出了這個身披借來的破爛衣服的醉鬼是一個出身伊頓公學的地道紳士，並沒有上鉤，而是善意相勸，叫他乖乖地回家去。也許他的姪女的話最能一針見血地說明問題，她對奧威爾的傳記作家克立克說：“他的一切疙瘩都來自這個事實：他認為他應該去愛他的同胞，但是他連同他們隨便交談都做不到。”
後來在英格蘭北部工業區維岡碼頭的經驗最終樹立了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當時倫敦一家左翼出版社約請他到那裡去考察大蕭條期間工人階級狀況。這次考察和後來的西班牙內戰（這在以後再說）用奧威爾自己的話來說，“改變了一切。從此之後，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裡。從一九三六年以來，我寫的嚴肅作品中的每一句話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我所了解的那種極權主義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這次為期隻有幾個星期的工業區考察之行，打開了奧威爾的眼界，使他親身體驗到了社會的不公和人間的苦難達到了什麼程度。在這以前，他生活顛沛，對下層社會生活不是沒有體會，但這畢竟是個人經歷，隻有到了英格蘭北部工業區後，他的這種體會纔有了社會性和階級性。這種政治上的“頓悟”也許可以用禪宗信徒的大徹大悟來作比喻，也仿佛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聽到上帝的啟示而皈依基督教——奧威爾的“去維岡碼頭之路”就是保羅的“大馬士革之路”。不過在他身上用這種宗教比喻恐怕是十分不恰當的，尤其是因為奧威爾是一個十足的理性主義者，他對某些社會主義政黨的神秘性和盲從性特別反感。做這樣的比喻隻是說明他的覺悟的即時性、徹底性和不可動搖性而已。
在維岡碼頭時，奧威爾並沒有像一般記者那樣僅僅作為一個進行采訪的旁觀者。《去維岡碼頭之路》中有一段文字可以扼要說明奧威爾在考察失業者的慘淡生活的旅程中突然面對面看到人間苦難時所得到的閃電般啟示：
穿過那盡是鋼渣和煙囪，成堆的廢鐵和發臭的溝渠，靴印交錯的泥濘的煤灰小徑所構成的丑惡景色，火車把我載走了。時已初舂三月，但氣候仍極寒冷，到處足發黑的雪堆。我們慢慢地穿過市郊時，一排又一排灰色小破屋在我們面前掠過，它們與堤岸形成直角。在一所房子後面，有一個年輕婦女跪在石塊地上，用一條棍子在捅從屋子裡接出來的——我想大概是一堵塞了的排水管。我有時間看到她身上的一切：她的麻袋布圍裙，她的笨重的木鞋，她的凍紅的胳膊。火車經過時，她抬起頭來，距離這麼近，我幾乎看到了她的眼光。她的圓圓的臉十分蒼白，這是常見的貧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臉，由於早產、流產和生活操勞，二十五歲的人看上去像四十歲。在我看到的一剎那間，這臉上的表情是我見到的最淒慘絕望的表情。當時這使我想到，我們常說的“他們的感覺同我們的不一樣”，還有什麼貧民窟裡生長的人除了貧民窟不知有別的，這種話是何等的錯誤。因為我在她臉上看到的表情並不是一頭牲口的無知的忍受。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遭遇是什麼——同我一樣清楚地知道——在嚴寒中跪在貧民窟後院的髒石塊上捅一條發臭的排水管，是一種多麼不幸的命運。
如果說，維岡之行是偶然的話，去西班牙參加內戰則是自覺的行動，他曾向一位編輯友人說：“我要到西班牙去了。”那人問：“為什麼？”他答道：“這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去制止它。”他在西班牙作戰時間不長，最後以喉部中彈不得不回國治療和休養。但這短短幾個月的戰鬥，特別是共和政府軍方面國際縱隊內部派繫的猜疑和鬥爭，不僅沒有削弱，倒反而堅定了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而且明確了他要的是哪一種社會主義，那就是主張政治民主和社會公正的社會主義，反對一切變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包括法西斯主義一納粹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當時流行的看法是法西斯主義是高級階段的資本主義，隻有極少數人認識到它是一種變種的社會主義。而在政府軍一邊彙集的各種派別的社會主義者中，不乏那種以社會主義為名，實際上為了霸主地位而在敵人的閃電轟炸中，在橫飛的子彈中，向自己的同志背後放冷槍的國際陰謀家。一顆法西斯子彈打中了奧威爾的喉部，就在他回國療傷的途中，還有人一路跟蹤到巴塞羅那來追殺。看來這些同一戰壕中的同志有興趣的不是共同保衛共和國抵御法西斯主義敵人，而是消滅有獨立思想不跟著指揮棒轉的盟友。這傷透了他的心，更加深了他對極權主義的痛恨，不論這種極權主義是以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還是其他變種的社會主義的形式出現的。這條道路盡管曲折，卻終於使奧威爾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能夠寫出《一九八四》那樣一部二十世紀政治寓言的經典。
從文學寫作方法上來講，奧威爾找到“自性”也是經過了一條漫長曲折的道路。他從緬甸回來後立志於寫作，為此，還有意識地到巴黎和倫敦體驗下層生活，但這一時期寫的作品並不成功，隻有亨利·米勒認為他的初期作品《在巴黎和倫敦窮困潦倒的日子》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占^，因為他經過幾年鍥而不舍和看來是無望的努力，終於形成自己的聲音和觀點。但是在黎斯看來，他沒有把自己的聲音和觀點在全書中貫徹始終，這是美中不足。不過瑕不掩瑜，正是在這部作品中，奧威爾找到了一種新的寫作形式，這就是把新聞寫作發展成一種藝術，在極其精確和客觀的事實報道的外衣下，對現實作了藝術的復原和再現。最後他在《去維岡碼頭之路》和《向卡塔隆尼亞致敬》兩本書以及像《射像》和《絞刑》這樣好幾篇記述文中，把這種寫作新形式提高到了完美的境界。四分之一世紀之後，諾曼·梅勒和杜魯門·卡波蒂花了不少時間、精力和筆墨，互相反駁對方自稱為“非虛構小說”的鼻祖。他們大概沒有讀過奧威爾早在他們出道之前在這方面所作的嘗試，否則他們就不會鬧得如此不可開交了，相反會對自己的大言不慚，感到無地自容。
不過在這以前，奧威爾並沒有意識到他是在為日後稱作“新新聞寫作方法”（New Joournalism）這一文學形式開先河。就像他在政治上遲遲沒有找到“自性”一樣，他在文學上也遲遲沒有找到“自性”，或者說，即使像米勒評估的那樣，他在《在巴黎和倫敦窮困潦倒的日子》裡已經形成了他自己的聲音和觀點，但這還不是自覺的和有意識的。證諸他後來接著出版的四部習作《緬甸歲月》、《教士的女兒》、《讓盾形花繼續飛揚》以及《上來透口氣》都是用比較常規的藝術形式寫的，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四部作品都是平庸之作，換了別個作家，早該被人遺忘了。但是由於它們是奧威爾寫的，在他成名之後，還是有人——至少是評論家——把它們找出來一讀，倒不是因為它們的文學價值，而是為了讀它們對了解奧威爾的思想和個性發展有所幫助。上面已經提到，奧威爾在（《去維岡碼頭之路》以及這一時期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了他藝術上的“自性”，但這是與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分不開的，反過來也可以說，隻有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以後，他在文學上纔找到了“自性”，這最終表現在他的兩部政治諷刺和寓言作品《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上。可惜天不假年，在貧困中奮鬥了一輩子的他，沒有能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享受成功為自己帶來的喜悅。然而《一九八四》這部表現二十世紀政治恐怖的極權主義的作品是不會隨著極權主義的興衰而湮沒於人類歷史中的。
正如漢娜·阿倫特和卡爾·弗雷德裡克及布熱津斯基早在五十年代分別在前者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和後兩者的《極權主義、獨裁和專制》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極權主義乃是現代專制主義。它從本質上來說與古代或中世紀的專制主義毫無二致，但與這些傳統的專制主義不同的，或者說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地方是，極權主義掌握了現代政治的統治手段，包括政治組織、社會生活、輿論工具、藝術創作、歷史編纂甚至個人思想和隱私，無不在一個有形和無形的“老大哥”的全面嚴密控制之下（極權主義的英文“Totalitarianism”意即指此，因此也可譯“全面權力主義”），這是中外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們連想也想不到的。作為二十世紀的過來人，我們無需根據個人的經歷和體會，一一印證《一九八四》中所做的預言與二十世紀的現實何等相似，但我們不得不驚嘆奧威爾的政治洞察力和藝術想像力是何等高超：他沒有在任何極權主義國家生活過，他的觀察怎麼比過來人還要細膩、深刻和真確？是的，他沒有這方面實際生活的經驗，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大大超過了當時去參拜過新麥加，被牽了鼻子參觀“波將金村莊”，歸來後大唱看到了，新世界曙光的贊歌的許多國際聞名的大文豪。
奧威爾創作《一九八四》的靈感不是來源於此，而是他參加西班牙內戰與其他變種的社會主義者接觸，遭到猜疑和排斥，後來回到英國想說一些關於他所見所聞的真話而遭到封殺的經驗。他遭到了一道沉默和誹謗的雙重厚牆的包圍，其他幸存者和目擊者也都同樣被封上了口，以致搖旗吶喊的應聲蟲們能夠放手改寫歷史而無人置疑。這樣，他直接第一次面對面地接觸到極權主義如何制造謊言和改寫歷史，這被人木三分地反映在溫斯頓·史密斯在“真理部”的工作上。這也令人想起了哈羅德·艾薩克在一張照片中他的身影曾被抹去這件事以及更早的他在巴黎、倫敦、紐約各大公立圖書館中遍找文獻，就是找不到他要的關於“把蔣介石這一檸檬擠干了扔掉”這一著名發言。在原來發表的報刊上，這一發言都被人撕毀滅跡了。改寫和忘卻歷史的網競編織得這麼無孔不入，隻有極權主義纔能做到。難怪奧威爾對寫過《中午的黑暗》的阿瑟·庫斯特勒說：“歷史在一九三六年停步了。”庫斯特勒頗有同感，連連點頭稱是。
奧威爾反極權主義鬥爭是他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隻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纔有可能勝利，因此揭露極權主義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鐘，讓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對倫理的破壞，對思想的控制，對自由的剝奪，對人性的扼殺，對歷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聽任它橫行，在不久的將來，人類社會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奧威爾是一九四八年寫完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說的，為了表示這種可怕前景的迫在眉睫，他把“四八”顛倒了一下成了“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這一書名。時過境遷，也許這個年份幸而沒有言中，但是書中所揭示的極權主義種種恐怖在世界上好幾個地方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就在肆虐了，今天在世界範圍內也不能說已經絕跡。二十世紀是個政治恐怖的世紀。二十世紀快要結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陰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價值。是否可以說，對我們來說，隻有徹底否定了諸如“文化大革命”這類恐怖的極權主義，纔給我們這些多年為社會主義奮鬥的人，帶來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會主義！
董樂山
一九九七年七月酷暑